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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中国人文学术要在全球主动发言

http://www.bjmmedia.cn      发布日期:2011-01-09      中关村多媒体创意产业园      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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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该项目内容主要包括“走出去”战略研究、国际媒体中国形象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以及“世界思想与文化中的中国”研究4个方面。本报特刊登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关于中国人文学术“走出去”的言论,以飨读者。

分歧之下更要主动发言

我们越来越看到,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今世界的主要舆论仍然掌握在西方人手里。如果我们不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很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发展情况、文化和理想。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而现在我们则要主动发言,这一姿态意味着大国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既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也是展示自身文化价值的需要。

中国文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因此人们提倡全方位地“走出去”,让世界同时了解我们的传统和当代。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具有独特的整体性价值,实际上,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不可以割裂的。比如以孝道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很多当代的艺术、当代的创造、当代中国人的思想都必然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因此理应让西方人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与当代的勾连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一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消极报道和一部分西方人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正是源于认识上的不深入以及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

在对外介绍自己的时候,与西方的分歧或许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是长期存在的。但分歧不可怕,关键是要敢于并善于使用自己的人文学术成果,说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从学术层面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之急需。

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服务

语言教育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途径,传媒宣传是手段,人文社会科学是核心,这是世界主要国家向外部传播文化和观念的基本经验。正是在语言、文化、传媒和价值理想四路共进中,西方国家获得了全球的话语支配权。吸取这些经验,在继续建设好中国在海外的文化阵地的同时,开始设计中国人文学术“走出去”的战略计划,并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正当其时。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一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最终能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层次和水平,形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合力,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服务,逐步使中国掌握学术和思想话语权。

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有关部门不妨及时了解对象国近期和长期在人文学术方面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转换为“走出去”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同时,在国家社科基金科研项目的设计上则可适当增加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关研究项目,例如欧美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各国的中国语言文化政策;如非洲和亚洲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事关中国战略利益的重要地区,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语言、人文、宗教、政党、经济、自然环境等都可以列入研究项目。

留意学术“走出去”的独特性

中国人文学术的“走出去”和语言、文化艺术的传播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人文学术具有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的特点,这决定了其“走出去”有独特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人文学术“走出去”不宜采取轰轰烈烈的运作模式。观发达国家的学术在域外的传播,其组织形式上大多采取基金会形式,在运作方法上则按照学术规则展开活动。中国也可学习这些经验,在积极展开调查的基础上,以基金会形式在海外展开相关活动,添彩不添乱。其次,中国学术机构绝不可在与外国机构的合作中失去学术和经济的实际控制权。一旦失去控制权,不但会浪费国家的财产,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走出去”的意义。再次,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处于顶端,以精取胜是其基本原则。应精心设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在全球的分布点,设计整体发展计划,科学安排驻外学术机构,使各个机构的学科之间有较好的协调,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对汉学不应采取“鸵鸟政策”

如今,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业。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每年毕业的汉学学生就有近千名之多,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500多部。面对这个庞大的学术群体,我们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无视他们的存在。

要想进一步显示出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对于世界的意义,需进一步与海外学术界展开对话、沟通、批评、讨论和互动。这要求人们重视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海外汉学的研究水平并非整齐划一,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研究也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国文化始终抱着热爱、敬重的态度,几十年甚至一生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付出劳动。如果我们对这些汉学家的工作和成就不了解,将会影响传播效果。

此外,数百年来,大批的海外汉学家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经典著作,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又翻译了大量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在目前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对话、批评与积极的合作,也成为一个学术“走出去”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在翻译作品之前,应该调查汉学家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文献被汉学家翻译过了,哪些译作很成功?如果对此一无所知就匆忙上马,恐怕会有点鲁莽,有悖学术精神。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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