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又该放在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和诸多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新旧产业更替。而“治本之策”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这应成为明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改革着力点。

本文根据专访实录整理：

出清僵尸企业，真正实现新旧产业更替

近期综合研究全球多个国家改革进程发现，中国的改革措施和力度好于很多国家。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新旧产业更替或说是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减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已优势不再。

“治本之策”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这应成为明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改革着力点。必须快速培养、发展出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仍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经济这样的全新产品，以及一级大型机械装备、仪器仪表和家电家具等传统产品的换代升级。

要真正实现新旧产业更替，必须使市场机制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为新产业和新动能腾挪空间。所谓僵尸企业，其实就是人为干预、扭曲市场配置行为所造成的。僵尸企业存在会导致健康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投资率下降。具体而言，行业中僵尸企业比例提高1%，同行业中健康企业融资成本相对僵尸企业平均上升0.013%，投资率相对于僵尸企业下降0.07%以上。

调研发现，目前“僵尸企业”有两个较明显特征：其一，产权特征，即僵尸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占比高于民营企业；其二，产业特征，即僵尸企业中的钢铁、煤炭等能源型企业占比较高。

分析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历史数据后发现，无论是企业效率、盈利能力、资本产出比等指标，还是流动性、还债能力等指标，民企的表现均远远好于国企。扭转杠杆率“国进民退”、提高企业杠杆质量，应从三方面入手：其一，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最好是能简明扼要地阐述政策意图和改革方向。其二，消除产权歧视。无论国企改革目标是做强、做大还是瘦身、提效，国企和民企都应公平竞争，受到同样的市场纪律约束。其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调，不但要求利率、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资源配置也应严格遵循回报与风险兼顾的原则。

加快出清僵尸企业，将给经济带来两方面收益：其一，僵尸企业所占据的资源可重新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健康企业；其二，资源再配置完成后，由于健康企业具有更高生产活力，因此可能带来可持续的、更高的增长率。根据测算，僵尸企业出清可带来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约1%的工业产出增长，再配置完成后每年工业产出增长率可提高2.12%，资本增长率提高1.4%，就业增长率提高0.84%，生产率增速提高1.06%。

从理论上说，出清僵尸企业只需政府和银行改变其行为，不再为经营不善企业兜底。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却不简单，要让僵尸企业彻底退出，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减少政府直接的市场干预、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和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等。

另外，眼下最关键的是中央政府应主动承担出清僵尸企业、化解不良风险等责任，进一步加大相关财政支出。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和银行，毕竟当前僵尸企业的数量较庞大。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应提高监管机构的独立性

近期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尤其引人关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金融市场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其一，影子银行交易规模迅速增长，宽口径估计达到60万亿元，窄口径测算也有10万亿元；其二，互联网金融兴起；其三，银行、证券和保险间跨行业销售产品甚至投资现象越来越普遍。

中国经济面临“去泡沫、去杠杆和去产能”三大压力，未来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有效推动各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这个委员会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协调单位，而应是一个决策机构。除“一行三会”主要领导，该委员会还应有专职领导及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团队。

一方面，经济增长减速与金融自由化可能令金融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客观地说，过去中国经济中的金融风险并不小，三个重要因素遏制了金融危机爆发：一是封闭并管制的金融市场，二是高速经济增长，三是政府良好的财政状况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但这些因素很快将发生变化。

按照严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甚至危机管理标准，不难发现，现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缺陷，特别是在监管协调方面：其一，各监管部门间分工不清，也没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银监会和央行都通过不同手段对商业银行做出压力测试，这些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复的。其二，分业监管体制无法适应日益增加的跨业业务与投资。一些综合性机构如中信、光大等已拥有多行业牌照。这造成政府监管部门跨行业监管难度大，形成一些监管真空区，出现了监管套利现象。

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也需确立一个更加明确的分工与协调机制。建议以三个委员会来加强监管政策的协调：其一，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二，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三，公平交易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货币政策调整；金融稳定委员会决定宏观与微观审慎政策制定与实施，保障金融稳定；而公平交易委员会是确保金融交易公平和透明，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每一个委员会都可以吸收相关监管机构官员参加，如果有必要，同一个机构官员甚至同一个官员可以参与不同的委员会。如此，这三个委员会可以起到保证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监管机构的重组甚至协调机制的完善，不应是本轮金融监管改革的终点。当前金融监管改革最需要做的是提高“一行三会”或新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监管改革首先应考虑让监管部门把行业发展的责任移交出去，然后赋予它们相对独立的监管政策决策与执行权力。

未来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在确定金融监管目标后，就应以此作为对监管部门考核标准，而不应追加其他政策作为考核内容。更为关键的是，不要干预监管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过程，明确监管部门的责、权。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着重于哪些层面？

目前，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正面评价是互联网金融会颠覆传统金融，未来就是互联网金融时代。负面评价是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之所以能发展无非就是监管套利，比如很多曾经红红火火的P2P平台瞬间消失。

当前互联网金融的核心问题是风险高发，比如浑水摸鱼、技术不成熟和跑路诈骗等。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长期容忍形成监管缺位；二是市场本身不成熟，市场参与者本身对识别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三是在行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到位而出现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够普惠问题。除支付外，其他不少领域要获得互联网金融服务并不容易，融资成本较高。数字技术应用也亟待改善。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要么没有大数据，要么不会分析，数字安全也有很多明显隐患。监管机制仍待完善，比如有些领域不设门槛（网络借贷领域），有些却不发新牌照（第三方支付和智能投顾领域）等。

因此，虽应对互联网金融给予适当的容忍，但监管政策收紧确有必要。在全球所有经济体中，受到最严厉监管的部门就是金融部门，目前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更差。

加强监管是把互联网金融领域中不合适的、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行为剔除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应在一个框架下监管。第二，现在这种分业监管（央行管网络支付、银监会管网络借贷、证监会管网上基金销售等）模式不是最佳的，互联网金融需进行统一监管。第三，当混业经营成为常态以后，很难再简单按照机构分开监管，需按照功能进行监管，“穿透式”监管尤其重要。第四，信息中介需设立门槛。最后，信息安全需加强保护，信息系统也应是相对开放的。

稳健的货币政策，短期应保持不变

2016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速连续保持6.7%，表明之前一直延续的经济增速回落势头暂时得到遏制，多个数据也表明经济显现企稳势头。但不排除在四季度或明年出现一些新的经济下行压力。短期来看，可能产生压力之一的是房地产市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对于经济增长起到很大拉动作用，但国庆节前后，全国大范围出台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预计11月房地产销售将出现负增长，这就导致其对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将明显减弱。另据数据显示，11月货运量增长较快，但企业对车皮的需求已开始回落，发电量、用煤需求等也在回落，预计今年12月到明年1月经济活动趋于疲软，这些都导致明年经济运行风险加大。

为应对潜在的经济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应保持不变。财政政策可在化解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方面多做一些努力。但长期而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很难再像2008年、2009年那样扩张，中国经济正陷入“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明显收缩，这也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三大杠杆率均涨得很快。企业在2007年杠杆率大概是80%，2015年是160%。地方政府杠杆率同期从不到20%涨到42%以上。居民杠杆率涨得也很快，从2008年的12%涨到去年的28%。今年房价大涨后这个数值可能更高一些，也许已超30%。

而且，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杠杆率“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到现在，非国企资产负债率从接近60%一度降至37%左右，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却从51%提高到53%。这是杠杆率质量降低的表现：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这显然对下一步经济增长造成很大压力。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