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央行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最高管理组织，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就是央行的“头脑中枢”。随着任期已满、职位调整等多方面原因，央行政策委员会昨日迎来了大换血，共有7位委员进行了调整。

多数委员更迭因职务变动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信息，新获任命的7位委员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央行行长助理张晓慧、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田国立，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其中后3位为专家委员。

本届委员会构成同样延续了3位专家委员的传统。其中，樊纲已经是第二次任专家委员，其曾于2006年8月被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卸任，此次是他再次履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纲，对中国宏观经济有着比较深的、系统的研究，还曾由于学术成果被称为“京城四少”。黄益平、白重恩同样有海外留学经历，前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国际金融和农业发展；后者则在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等领域颇有建树。

其余4名委员会成员的变动则是出于职务调整。资料显示，上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诞生于2012年3月，本届卸任的委员大多数系因职务调整，其中，朱之鑫已不再担任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长胡晓炼已调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马建堂调任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胡怀邦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已不再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财政部原副部长王保安虽然在今年4月履新国家统计局局长，但由于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属货币政策委员会官员构成中的一席，因此王保安此次留在了委员会中。

智囊团作用需进一步提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97年，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对过去金融货币政策进行总结，讨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同时对今后金融货币政策提出建议。各委员可根据经济形势、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

也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80%为官员背景。包括央行行长、央行副行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行长助理、国家统计局局长、银监会、保监会及证监会主席、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

而在外部学者的选择上，自2010年之后，每届委员会中无政府官员背景的金融专家人数变更为3名，体现出央行货币政策智囊团对外部专家意见的倚重。

不过，作为央行的智囊团，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意见并不具有决定权，只是为政策提供参考。这一点与很多国家央行的类似机构有很大不同。在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影响力仅限于“中国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批准有关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或者其他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以及有关货币政策其他事项的决定时，应当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者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送”。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直接参与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度不高，且委员会构成偏重政府部门，专家委员少，专业性相对较低且易带有部门利益。

新委员曾表示货币扩张程度不够

虽然此次委员会人员变动数目高达7名，但其中官员委员占据大多数，相比之下，金融专业委员在各种论坛、采访中对于经济形势的发声曝光度要高出许多。三位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

白重恩此前曾建议弱化经济增长目标，他表示，如果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得过高，就会为达成目标增加很多成本，降低了效率，甚至有很多风险。如果经济增长的目标定得低一点，就会皆大欢喜。樊纲则认为，经济调整需要6-8年的时间，最快明年触底，后年结束低谷。中国经济增长6%-8%都是合理区间，7%的经济增速才是常态。

黄益平表示，“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微刺激措施，但是每当微刺激的手段松一下，增长速度就往下掉，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7.5%左右的目标有点高”。

而在政策制定上，黄益平曾表示货币政策扩张程度还不够。樊纲认为，针对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政策是必要的，可以解决资产泡沫问题，但目前我国经济已呈现正常发展，许多紧缩政策如住房限购等应暂时退出舞台。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