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日前发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诉求跃然纸上。发展结构均衡、组织合理、布局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改造提升制造业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举。“十二五”规划建议给新起点上的中国经济华丽转身赋予了深远内涵，也吹响了“十二五”结构调整攻坚战的嘹亮号角。

“十二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期

晓州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日前正式公布，建议明确指出：“十二五”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十二五”规划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不仅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努力方向、突出了战略重点、明确了主要任务，而且揭示了这场深刻变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贯彻好这“五个坚持”，这场变革必将深刻地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开创科学发展的崭新局面。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重要协调机制。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我们最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使得我国长期徘徊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劳动者在产业链低端得到的低收入又反过来严重地制约了内需的扩大，从而使经济发展进一步依赖外需，并使价值链的低端地位被锁定，出现不良的“自我强化”现象。因此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打破这一循环，以优化内需和外需的比例，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比例，以及劳动者收入的比例等，从而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实现机制。改变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地位，走集约化发展道路，一靠加大研发、设计等投入，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产业链创新；二靠品牌、营销、网络等资源的创新、创造和获取。过去那种靠拼价格、拼土地、拼投资、拼消耗等牺牲资源和环境谋求发展的道路已不可持续，发展创新型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们走向全球经济新高地的必然选择。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操作机制。“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节能减排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抓手，同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要内容。

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机制。改革开放是中国复兴的主动力，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引擎。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许多浅层次的矛盾已经解决，不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政府层面的制度改革，不实施新的开放措施和办法，制度层面的发展动力就会衰减。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今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同样必须依靠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面下功夫、见实效。我们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一定要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我们坚信，“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定能够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可以兼得

夏光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两型”社会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直接联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深长，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这实际上点明了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作用，即环境保护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妨碍因素，相反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因素，从而更新了人们过去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以兼得的传统认识，把环境保护提到了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有为和更加主动的地位。

据统计，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包括资源环境投入）的贡献为６０％左右，劳动的贡献为１０％左右，技术进步的贡献为３０％左右。由此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属于资源环境消耗型，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６０％以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贡献。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尚需逐步降低资源环境消耗而提高技术进步的含量。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过去偏于软弱的环境保护约束有关：一是法律中对环境质量负责制的规定过于原则，对环境质量恶化究竟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如何追究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环境质量责任制长期得不到落实；二是环保投入不足和投入效率不高制约了环境目标的实现，环保投资总量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需求相比差距很大，投资结构也不合理；三是环境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一些环境管理制度不适应需要，环境法律配套滞后，环境标准偏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四是环境管理模式缺乏整合性，统一监管难以实施，综合协调能力不够，对地方政府监管不力；五是环境管理上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忽视经济手段的应用；六是公众参与度较低，难以有效发挥监督与制衡作用。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特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而环境保护就是一项非常重要和有效的调控手段。

对我国环境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软弱的环境保护政策未能有效约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后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回过头来从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做起，这就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的原因。这说明环境保护具有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

环境保护之所以能够优化经济发展，是因为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求经济发展走少排放、低排放，最好是零排放的道路。这对经济行为主体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条件，可以促使企业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循环利用再生资源，而且还能激励企业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而获得新的经济效益，这在客观上都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环保政策所调控的对象是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主体，其能够根据外部约束条件变化及时调整自身行为，甚至还能从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中发现或创造出新的获利机会。因此，那种认为企业会因为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影响发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至于加强环境保护是否会妨碍经济发展，有学者通过对国内外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认为：加强环境保护不会削弱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环境保护强度的高低更不是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形成佐证的是，相关机构对中国制造业１７个主要产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保护强度的高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小之间并未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

从“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到“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微妙变化。在这种新型关系下，环境保护不再是被经济发展所牺牲、排斥的因素，相反能成为促进和改善经济发展的因素。      作者系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突出先发战略

胡昱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明确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的影响。从目前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我国确定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

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采取先发战略，因为在传统产业上我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世界各国都起步不久，双方距离尚在可及范围之内。笔者认为，我国采用先发战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三方面优势。

其一，指导思想与产业环境适合采取先发战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多次明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是要求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列入我国“十二五”规划，为我国率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其二，我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率先启动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规模较大、体系相对完善的新能源产业，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应用试验示范计划已经启动实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在美国提出“智慧地球”的同时，我国提出“感知中国”，物联网产业在许多领域已经开展应用；在新一代通信网络方面，我国一大批企业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准４Ｇ”ＴＤ－ＬＴＥ网络已经进入欧洲部分发达国家通信系统，中国ＴＤ－ＬＴＥ标准国际领先。

其三，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的比较优势明显。如在生物产业发展上，我国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我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世界排名第一，太阳能资源、陆地可利用风能资源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风能资源都非常丰富；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所需原材料，如锰、铁、钒、磷、稀土等在我国是富产资源。

以上优势使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乘势而上，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既依赖于创新技术的发明，也依赖于创新技术采用的最优时间选择。如果先发企业首先做出创新发明，就可以成为市场的垄断者，从而掌握市场与战略的制高点。

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随着对经济周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意识到新兴产业的科技革命可以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各国也都从被动地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变为主动地有意识地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前进，并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缩小经济周期影响、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主要措施。毫无疑问，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契机。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已成为各国角逐的重点，谁抢先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主动。

迄今为止，以重大原始创新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大多首先出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靠引进实现产业化，但核心技术无法引进。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方面，我国必须由跟随者变为领先者，创新模式由技术跟进向技术领先转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只能缩小差距，自主知识产权和始发性技术创新才真正是竞争力的源泉。

战略联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主导力量。目前，一些国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作为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引导各方面力量实施突破。

其一，在政府层面，就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性关键技术，针对单个企业缺乏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积极性或能力，由政府组织产、学、研力量形成联盟加以解决。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相结合已成重要趋势，由政府通过专利政策、保护知识产权来维护本国产业，成为国家扩展市场的主要竞争手段。因此，政府的“第一推动”作用往往不可或缺。

其二，在产业层面，国家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发展。产业集群化发展使产业内部的合作越来越紧密；技术融合推动产业间的融合，产业间出现技术共享、业务交叉、产品融合的趋势。如新能源汽车产业一般带动系数较大，产业链较长，其发展要考虑联动开发，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其三，在企业层面，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交叉和融合，技术与市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艰巨性在增大，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战略上越来越专注于核心业务与核心竞争力。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企业在战略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外部化特征，内部研发不再是惟一的技术源，在内部研发能力基础上，有效吸收和利用外部技术源，可以实现低成本与高收益的创新。如由政产、学、研组建联盟，政府提供研发补助，形成大量专利，参加企业均可无偿使用，对企业整体技术水准的提升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