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再次将中关村与硅谷联系在一起。

这是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所长王德禄第一次来硅谷,其顾问赵慕兰第二次来硅谷。作为帮助中关村出谋划策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曾协助政府完成中关村“六化发展战略”(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营国际化、技术创新化)和中关村区域创新网络体系等课题研究。

应该说，在中关村，类似这样的民间智囊不少。“但长城战略是其中介入历史最长、最全面的一个。”旧金山时间3月1日，Cupertino区Cypress酒店，赵慕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退休成为长城战略咨询顾问前，赵原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这也是长城战略咨询的第一个政府客户。据她回忆，“1994年以来，中关村管委会就是长城战略的重要客户了”。

此次来到硅谷，他们目的是为研究硅谷与中关村的“跨国人脉”。匆匆数十天行程，王、赵拜访了在硅谷与中关村两地奔忙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与两地有联系的中介机构，以及斯坦福、加州理工学院等高校。

“通常，高新技术区受经济周期和时代潮影响很大，这是我们这个时候访问硅谷的原因，但我们出发前没想到的是，硅谷的这股‘中国热’。”王德禄认为，现在中国正成为硅谷人才和投资的“腹地”(肩负消化功能)，“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应积极抓住机遇，更主动出击”。

硅谷的“鸟鸣”

谈论硅谷与中关村差异前，王德禄坚持希望先谈一谈老庄。

“这几天，我脑子特别活跃。但想的不是风险投资或创业，而是中国哲学。”王认为，中国先哲将“生”和“长”当作天地间最重要的一对范畴，而当代硅谷的创业与风投，正是这一对范畴的体现。

如《易辞》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在中国传统中是最重要的，而天地间最大的道德即为“生”。所谓“生”在王德禄看来即为：人之生(以人为本)、物之生(可持续发展、清洁技术)和企业生(创业)；又如《中庸》中提到“赞天地之化育”，培育、孵化企业创业的天使投资、孵化器和风险投资即为“化育”，是天地间最值得赞扬的事等。

“到《老子》的‘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甚至更高地将‘生’和‘长’的意义提高到对立统一范畴，从哲学意义诠释了企业创业和风险投资关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王德禄认为，老庄追求“绝圣弃智”，其目的即为探索“长”之自然性，而不是苛求于“教化”。

“在硅谷，我早上听到鸟鸣，住在一片溪水旁边，湖面上游着野鸭，屋顶上看到松鼠，这让我很吃惊。”王德禄感叹，这是真正“万物相生不相害”的场景。

自1993年创立以来，长城战略即立足中关村，除参与中关村若干研究和发展决策外，也对中关村20多年来发生的江湖故事耳濡目染。

从联想柳倪之争，到方正逼宫，再到四通暗斗……针对近日由两家软件公司再度引发的中关村“江湖本色”大讨论，赵慕兰认为：说到底，纠纷大部分还是因产权不清晰导致。

“自1993年《公司法》颁布后，新公司好了，但老公司问题仍没有解决。”赵慕兰说，中国企业家的艰难之处在于，必须探索市场经济之路，这是硅谷企业家不需要面对的，“此外，法律对创新的保护有待完善，而企业家是否会通过法律手段去保护自己利益也需要时间和过程学习”。

据记者了解，事实上在硅谷，也屡屡发生新老企业的江湖恩怨。只是，这些江湖恩怨绝大部分都被当事人诉诸官司，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著名的如最早发现和实践互联网用户输入搜索框中语句具商业价值的Overture对Google的起诉；又如，社交网站ConnectU创始人指控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于2003年哈佛大学读书期间窃取他们创建并私下创建Facebook等。

“小学校”和“大政府”

就中关村这十几年来取得的成绩——目前已聚集高新技术企业万余家，每年诞生新企业3000余家，每年数个IPO项目，2008年销售额首次突破1万亿，王德禄和赵慕兰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更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发展至今，对创新至关重要的中关村在产学研结合问题上与硅谷的差距。

赵慕兰认为，在“企业”、“学校”和“政府”三个创新环节上，“企业”作为主体这一环是目前中关村与硅谷最接近的，最有差距的则是，大学对创新的“孵化”上。而这一点，是以往经常被忽视的。

“硅谷附近有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中关村附近也有清华、北大，但目前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是非制度化的。”赵慕兰说。

首先，表现在师资招聘制度上。“斯坦福等高校都有专门的‘咨询教授’一职，只要其在社会某个领域做得很强，就可以获得这一职位，数量不少，且这些教授往往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赵指出，硅谷高校的师资从社会中来，并非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体系，对这些师资的招聘到管理，硅谷高校有一套详尽完备的体系，“而对此，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的学生”。

另一值得中国高校借鉴的，则是对学生学籍的管理上。

“不少人离开斯坦福几十年，回去后，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还能继续拿学位，但在中国不行，这也限制了学生的创业欲望，因为你总要去考虑必须付出什么代价。”王德禄说，“在硅谷，学生自由度很高，你可以出来创业，也可以过两年再回去读书，不用非此即彼。”

此外，在政府于创新中扮演的角色上，中关村要高于硅谷。自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来，中关村管委会就作为市政府派出的机构对园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而硅谷基本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

“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中关村要高于硅谷，我认为过去几十年中政府体现出来的主要还是正面作用。”赵慕兰认为，中关村如果要在很短时间内达到并赶超硅谷用了很长时间实现的境界，政府作用就不能忽视。

在王德禄看来，这就是那句老话——“中关村弱点是硅谷的优点，硅谷弱点是中关村的优点”的一个注释。“比如，我们曾去圣荷西考察，他们提到，硅谷40个城市基本每个城市都实行独立管理，但一些方面很难统一，如他们也曾希望通过州立法来实现对硅谷交通的整体统筹，但却没有通过。”王德禄说。

“中关村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政府先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对中关村的管理和指导已越来越注重专业化，对产业链的引进及本地配套措施的完备，这样慢慢就会生成一个内在循环。”赵慕兰说。

抓住升级机会

如果要问中关村最少什么？大部分硅谷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士都会告诉你，缺少有经验的人才。

很多人看到硅谷一波波创新，生生不息，但很少知道这些新公司在初创时往往能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聘用到那些曾在大公司里工作或有独立创业历史的经验丰富的人才，后者在指导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创建新公司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初到硅谷，王德禄对这一点感触也很深刻。

“在硅谷，我会发现面前的五个人中有四个是技术高手；但在中国，情况要差很多。”王德禄说，这正是经济危机下中关村的机会所在，这些真正有经验的人将通过人脉流动帮助中关村。

前一阵，由“硅谷联合投资”和硅谷社区基金召开的硅谷指数刚刚发布，该数据指出：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硅谷经济指标出现全面下降。就业人数出现五年来第一次下降，风险投资规模缩小，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且是多年来首次低于全国人均收入增长幅度。

“但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中国是这种逆势中的亮点。”王德禄透露，通过此行考察发现，正有越来越多成功人士流向中国，其中也包括众多风险投资机构，如橡子园投资等，“硅谷的这股‘中国热’是我们出发前没有想到的，中国正成为硅谷人才和投资的‘腹地’，承担消化功能”。

在王德禄看来，中关村一直在沾硅谷仙气，现在，历史似乎到了硅谷也来沾一沾中关村仙气的时候。“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关村该如何积极主动地去抓住机会。”王德禄说。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