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螺旋

初秋时节，中关村西区广场人流如织。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站在广场中央的一处雕塑前，双手摩挲着亮晶晶的雕塑基座。基座上是一个金灿灿的双螺旋，高达十余米，名为“生命”。

老人叫孙贤陵，1987年设计这座雕塑时，她35岁，是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最年轻的雕塑家。

“我亲眼看着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第一人’率先冲破传统科研体制的枷锁，随后‘两通两海’、联想和方正等企业发展壮大，科技成果大量转化，短短七八年就形成了红遍中国的‘电子一条街’。”她说，采用双螺旋方案就是希望中关村的创新、创业，能如螺旋般上升，生生不息。

“生命”方案从近百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如今，双螺旋雕塑已成为中关村的一个地标。

创新者生

从最初的代理、组装，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到原发创新，中关村30多年的历史证明：创新，是中关村企业的生命。

（一）

中关村南三街8号，中科院物理所。所里东北角有一排平房，最东头的几间复印室，人来人往。

30多年前，这里是物理所家属们圈养鸡禽之地，旁边有一间常年闲置的仓库。1980年10月的一天，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来到这间仓库，轻轻拨开蛛网，推门而入。木门虽小，但一个时代由此开启。

一年前，陈春先以民间学者身份访问美国。在两大技术中心硅谷和波士顿，他看到，昔日的教授转眼就是经理。创业者中不少是附近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精英。在斯坦福大学两间小小的车库里，几位创业者靠着两个发明，造就了惠普和苹果这样的世界巨头。

陈春先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他所在的中科院物理所，科研成果大多被锁在柜子里。实验室一墙之隔的东升公社，还是一副“鸡鸣犬吠、人扛马拉”的农耕景象。

陈春先和几个同事决定效仿惠普和苹果。在物理所的那间废弃仓库里，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后来又成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旨在推广中科院的技术成果。陈春先因此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

同为创始人的纪世瀛记得，服务部接到的第一单是为中科院电子所装配高稳压电源，合同额10万元。此后他们基本上是“有活就接”，甚至还为东升公社改造过锅炉。中科院的一些研究人员纷纷过来兼职，服务部给他们发津贴，每月最高30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

虽然初衷是要推广中科院的技术成果，但为了让服务部“活”下去，陈春先冒险走了一条“捷径”——通过贷款，从国外进口计算机组件，在国内组装后出售。

这条贸易加工之路并不平坦。1984年，陈春先遭遇订购方违约，被控“走私”，银行查封了公司的账号和所有物资，剩下的只有一块写着“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铁牌子。

事实上，跟陈春先一样，当年的科研人员“下海”创业，多半走的是这条名为“技工贸”、实为“贸工技”的路。

同年，中科院一些研究人员发起成立了四通公司。当年就依靠代理销售“Super微机”盈利143万元，相当于每个员工赚了3万元。当时，中科院研究员一年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

从1984年到1986年，白颐路（现中关村大街）上陆续出现了京海、科海、信通和联想等几十家科技企业。这些公司依靠组装销售电脑，销售额达到2亿元，“电子一条街”声名鹊起。

不过，在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四通、京海、科海、信通逐渐没落。

四通的联合创始人段永基坦言，当年四通的“技工贸”比例严重失调，贸易过高。随着国家日益开放，电子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四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于是，四通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投入力量研发激光照排系统、税控打印机等产品，但可惜都浅尝辄止。从1992年到1998年，四通先后建立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收购了一家制药厂，后来又进军房地产、金融、通讯等领域。到1999年，四通的投资领域一度达到73个。主业不清，让四通成了一个“谁都知道，但谁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公司，最终渐渐销声匿迹。

与四通成为对照的是联想。四通没落之时，与它曾经同在一栋楼的“小字辈”——联想，却在柳传志的带领下，靠着走自主创新之路，抓住了信息革命的一次次机遇。从研发联想式汉卡，到推出联想品牌电脑，再到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联想一步步发展壮大。

2008年，联想跻身《财富》评选的全球500强排行榜，这是世界500强中第一次出现中国民营企业的身影。今年，联想前进50名，位列第449位。

（二）

但联想也有自己的苦恼。

今年5月底，联想发布2010－2011财年年报，营业额216亿美元，净利润2.73亿美元，虽同比翻番，但利润率仅有1.26%。而苹果今年一季度营业额就达285.7亿美元，利润73.1亿美元，利润率达25.6%。

偏低的利润率，是不少中关村企业的难言之痛。究其原因，在于核心技术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于因缺乏核心技术而受到的掣肘，碧水源公司董事长文剑平感触颇深。

2005年，碧水源中标密云再生水厂工程，这是它承接的第一个政府“大单”。凭借这个活广告，碧水源连接订单，2006年净赚3587万元。

然而，文剑平却一点也乐不起来。

“我们40%－50%的收入要用来进口膜材料，外商开价很高，还得提前付全款。”文剑平说，不掌握核心技术，经济命脉就捏在别人手里，我们就成了工程安装公司，只挣些辛苦钱。

碧水源曾向国外巨头提出，在国内合资建膜材料生产基地，遭拒；退一步，请求将膜材料的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内，再次遭拒。

“归根到底，就是怕我们掌握这项核心技术。”文剑平说。接连碰壁之后，他认识到，只有自主研发“造膜”技术，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

膜材料形似空心粉，表面是一个个小孔，直径是头发丝的七百分之一。根据需要，膜材料要在污水中承受住气流、水流的反复冲压和药剂清洗，能如此“吃苦耐劳”的只有特种工程高分子材料，但这些材料天生就具有疏水性，水分子见了它就“躲”，要想让它们乖乖地通过材料表面的小孔是难上难。

从2006年开始，文剑平组建了一支由海归和本土人才组合的研发队伍，还从美国、澳大利亚请来4个顶尖的膜技术专家当顾问。2007年，仅聘请国内外研发人员和专家，碧水源就投入了近2000万元。而那时公司一年的净利润才7000万元。

净利润的三分之一都要用来“养”研发队伍，还不知道最后能否成功。员工对此不理解，跟随文剑平创业的高管们也提出质疑。

文剑平没有动摇。2008年，碧水源研制出自己的膜材料，其处理效率、稳定性比肩三菱、GE等国际知名产品，价格只有进口膜材料的70%左右。

这下轮到国外巨头急了，主动找上门，与碧水源商量进口膜材料的价格，甚至提议合资建生产线，共享市场。碧水源终于尝到了“核心技术在手”的甜头。

基于对掌握核心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一大批中关村企业从起步时就坚持自主创新。

从硅谷回国的邓中翰、张辉，在北土城西路一间没有暖气的仓库里创办了中星微，两年后开发出了“星光一号”芯片。这是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数码图像处理芯片，并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看到国外厂家的甲肝灭活疫苗高价进入中国市场，尹卫东被“刺痛”了。通过科研攻关，他领导的北京科兴研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甲肝灭活疫苗。此后，SARS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等产品相继问世，填补了多项国内和世界空白。

蔡蔚，在国外主持了宝马X6、奔驰ML450等十余款混合动力汽车电机的制造。回国后创办了精进电动，研发出国际上功率最大的增程电动车永磁同步驱动电机，并出口给美国某汽车巨头。现在公司与国内外汽车厂家正在洽谈的合同额超过了100亿元，相当于每个员工身上“揣着”1亿元订单。　

凭借一次次技术突围，2010年，中关村示范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32.80亿元，占全市的78.05%，占全国的31.6%。

（三）

8月9日，中国移动宣布，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TD－LTE（准4G）规模技术试验的进展顺利，6个试验城市的大部分基站开通使用，预计9月将完成第一阶段的试验目标。

TD标准，与杂交水稻、“神舟”系列飞船并称为我国自主创新的三大标志性成果。它的主导研发者是大唐电信。

去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全球首个“准4G”网络展示了它的魅力——世博园区内，电视台记者直播时，旁边并没有卫星视频信号转播车，靠的就是无线“即摄即传”业务。

通过这个网络，下载一部1G的电影，只需要10秒钟。“目前国内网速最快的3G，也需要1分钟以上。倘若把3G比作‘高速公路’，TD－LTE就好比是‘磁悬浮’。”有媒体如此评价。

同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第九次会议达成一致，确定TD－LTE－A入选4G国际标准。4个月后的西班牙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商宣布，将采用这一标准建设4G商用网络。

在他人眼中，现在的大唐电信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只有大唐人自己知道，十余年来走过的是怎样一条艰辛之路。

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标准会议上，公司首席科学家王映民体会到了什么是“生死一线间”。

那时候，大唐电信刚开始做4G标准，属于TDD模式，国际上还有一种FDD模式，国际电信联盟为两种模式划分了独立的频段。会上，一家FDD模式的主流厂商递交了一份提案，说4G标准有FDD模式，有半双工FDD模式，另外还有一个TDD模式。

“另外”两个字，让TDD模式成了一个特例。

“等于以后TDD的位置就不存在了。”王映民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参会团队连夜讨论，第二天一口气连提8个质问，使得这一带有“战略毁灭性”的提案无果而终。

国际上的残酷竞争不说，企业为自主研发投入的高额资金也让大唐电信承受了巨大压力。2006年前后，大唐电信的负债率一度高达90%，经营业绩在中央企业中排名倒数第二。

不进则退，退就是死。

从TD－SCDMA小规模试商用，到2009年在全国地级市以上城市正式商用；从4G标准提出，到规模技术试验……在1G、2G技术还是荒漠的中国通信业里，大唐人探索出了一条“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的产业创新之路。

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从标准、技术到设备全部依赖进口。即便在10年前，也只能被动去接受外来的标准和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90%。就连中移动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也不例外。

而如今，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贝尔等世界通信巨头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基于中国4G标准的技术和产品。仅诺基亚西门子一家，就组建了上千人的研发团队。统计显示，在我国TD领域，以大唐电信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大唐电信在过去几年连续盈利，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已成为中央企业中经营良好型企业。

一流企业做标准。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如今在4G、移动互联网等领域，中关村示范区已有许多企业和国外先进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近几年有望诞生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惟才方兴

从本土人才“下海扑腾”，到“海归”大潮一波高过一波，一代代中关村人的故事彰显：人才，是中关村创新的源泉。

（一）

2007年，美国西北大学的讲席教授饶毅回国了，他的新岗位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年后，饶毅的好友、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席教授施一公也选择了回国，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

两人回国的消息，在国内没引起太大的关注，但美国主流舆论却将他们与上世纪50年代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相提并论。

《纽约时报》去年1月7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对抗趋势：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报道，饶毅和施一公在报道中成为中国归国科学家的代表。报道称，中国决意运用充裕的资源和日渐提升的地位，招揽在改革开放期间流失的顶尖科学家及学者回国。

饶毅任职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05年挂牌成立，是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新型科研机构。他的同事，个个都不简单。

所长王晓东，美国国家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40岁就成为美国得州大学终身教授。关于细胞凋亡规律的研究成果和著作，使他成为“过去10年中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

实验室主任张宏，在美国获得分子遗传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研究员。美国医学最高奖Lasker奖得主Victor Ambros博士评价，经过5年的独立研究，张宏已成为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实验室主任邵峰，取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回国前已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细胞》和《科学》上发表论文，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眼中的学术明星。

5年来，生命所吸引海外高级科学家30名，平均年龄不到40岁。实验室由12个增加到24个，研究领域涉及癌症细胞凋亡、病原细菌、干细胞和乙肝病毒等，几乎涵盖了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的所有热点。

生命所只是一个缩影。过去两年间，中关村示范区吸引了超过4000名海归人才。目前，中关村留学归国的创新创业人员超过1.5万人，占全国的近1/4；平均每个工作日，有两家海归人才企业在中关村注册成立；活跃在中关村、由海归人才创办的企业近3000家。

中关村，已成为海归及各类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沃土。

（二）

1987年，当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的夏颖奇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回到北京时，他基本上属于“另类”。

“你怎么回来了？国外多好啊。”当夏颖奇出现在小区时，经常遇到邻居、老领导和同事们这般询问。

“那时候留学后回国的人太少了。”夏颖奇说，很多人认为他是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关村的创业者主要是本土人才，从中科院陈春先、柳传志等研究人员创办的华夏所、联想，到北大教授王选创办的方正，都是本土人才进行技术转化的产物。

当时的一些政策也还没有关注到留学人员。1988年发布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是中关村发展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规。不过，法规的重点是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技术企业发展。

由于拥有熟练的外语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夏颖奇回国后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秘，参与过财政部与世界银行的谈判。此后他相继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首席顾问，长期和归国人才打交道。

1997年，北京市留学人员海外创业园成立。在夏颖奇看来，这标志着北京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

“那几年，我的一项工作就是带领留学生在各个留学生创业园里转，给他们找地方。”夏颖奇说。在2000年以前，政府和园区给留学生的扶持措施主要有两个——提供房租便宜的办公场地和10万元的创业资助。

同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发布。这部被夏颖奇称为“对人才和知识充满了敬意”的法规规定，工商机关不再核定企业经营范围，允许自然人与外商合资合作，“这些在当时都是全国首创。”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创业环境的改善，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又一波“海归”潮涌现。在中关村，田溯宁和丁健创办了亚信科技，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商业互联网。此后，张朝阳、李彦宏、邓中翰等海归人才纷纷回国，创办了搜狐、百度和中星微。

2004年2月，留美博士胡晖和两个搭档在中关村以15万美元创办的海纳维盛公司，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威泰尔公司以1800万美元收购。如此天价，皆因为海纳维盛研发了一套医疗远程图像诊断系统。

不过这样一套定价5万元的产品，此前在国内却无人问津，研发人员工资停发长达数月。企业困顿之际，夏颖奇曾带领调研小组实地走访，最终中关村管委会从留学人员创业资金中拨出了8万元进行资助，“这是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了。”

海纳维盛的“流失”给出了一个警示：仅给海归企业提供便宜的办公场所和象征性的资金扶持，远远不够。

两个月后，旨在推介留学人员项目的“三三会”诞生。“三三会”，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周三下午三点，三家经过筛选的留学人员企业集中向银行及风险投资机构推介自己的项目。

从帮着“海归”办企业，到通过搭建融资平台帮助企业成长，这是中关村的又一次创新。

2008年至今，中关村“高聚工程”、北京市“海聚工程”、中关村“人才特区”政策相继出台。夏颖奇感言，中关村进入了“以人才作为资源配置要素”的新阶段。

29岁时就成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的邓兴旺，是国际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10年他回国创业时身无分文，之所以选择落户中关村，看中的就是人才特区一项针对高端人才的全方位扶持政策。

在提交了一份研究计划书和资金申请报告后，10天后邓兴旺就得到了肯定答复，两个月后近3000万元的资金就打到了他公司的账户上。

“程序如此简化，是因为我们看好邓兴旺和他的团队。”郭洪说。2010年9月，邓兴旺团队攻克了水稻智能不育分子设计技术难题，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在中关村人才特区，目前共出台了13项特殊政策，涉及重大项目布局、境外股权和返程投资、结汇、科技经费使用、进口税收、人才培养、兼职、居留和出入境、落户、资助、医疗、住房及配偶安置等方方面面。

“现在谁再问我当年的问题，那才‘另类’呢。”夏颖奇笑着说。

（三）

鼠用单抗体，蛋白试剂的一种，生命科学研究和药物开发的必需品。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50微克的鼠用单抗体售价1500元，相当于一克要卖3000万元，是黄金的近十万倍。

在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宝贝”有1000多种，均出自谢良志领衔的海归团队之手。

2002年，谢良志舍弃了国际制药巨头默克公司的高薪待遇回国创业。他本想动员同事王阳、学生马宁宁一起回来，但他们认为“条件不成熟”。

2009年，一场甲型H1N1流感疫情让义翘神州一展身手，也促使王阳、马宁宁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那年4月，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墨西哥爆发，并迅猛向全球蔓延。全球生物医药企业都憋着一股劲，看谁能以最短的时间研制出流感疫苗。

短短30天内，义翘神州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流感病毒的血凝素蛋白生产出来。血凝素蛋白是疫苗的主要成分，没有它，疫苗的生产无从做起。

高效的研发能力，让王阳和马宁宁看到了义翘神州的实力和前景。他俩决定加盟。这使公司拥有了“三巨头”——谢良志负责攻关方向，马宁宁负责开发重组蛋白和单克隆抗体药物，王阳负责结构分析和质量把关。

如今，谢良志、王阳、马宁宁都入选了国家“千人计划”。从2009年至今，义翘神州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近20位。本土和海外人才集聚在一起，让公司规模和实力有了几何级数的增长。每年500－800个新蛋白的产品开发速度，使义翘神州可以在3到4年内建成全球最大的蛋白试剂库。

2010年10月，谢良志赴美国费城与某制药巨头洽谈合作，对方公司7名华裔研发人员提前与谢良志约时间，希望能见上一面，商谈回国计划。“他们中有一个已是研发总监，还有一个从华盛顿赶飞机到费城与我见面。”谢良志说。

以人兴业，以业聚人，中关村人才“雪球”越滚越大——

“千人计划”入选者孙庚文2005年回到北京，创办石油勘探与开发技术服务的公司——恒泰艾普，在储存综合研究软件等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2008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刘军看好恒泰艾普的发展潜力，关闭了自己创办的投资顾问公司，到恒泰艾普负责财务和投融资。之后，刘军又拉来他的校友、埃克森－美孚的高级地质师尹旭东加盟。

“千人计划”入选者金晓冬在无线射频芯片领域拥有16项美国专利，回国后他在中关村创办昆天科微电子公司，不久就从世界级芯片公司“挖”来曹堪宇、宣佩琦等顶尖人才。

在今天的中关村，高层次人才的回归往往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带来一项技术，吸引一个团队，撬动一个产业。

解缚展翅

从试验区到科技园区，再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名字改变的背后是中关村体制机制的重大转换。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关村技术创新、人才创业的保障。

（一）

赵昌平的办公桌上，这几天摆着两样物件：一个是中国小麦产区的地形图，另一个是合资公司发展规划。身为市农科院小麦中心主任，他打算在全国推广中心的一个项目——两系杂交小麦高效繁种、制种技术。

袁隆平培育出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人的吃饭问题。与杂交水稻一样，杂交小麦也是世界性的难题。

2005年，小麦中心培育出两系杂交小麦，能使麦田亩均增产15%－20%。可这样一项技术，拿到“准生证”后，仅在北京及周边小规模试种，产业化进展缓慢。

要想自行实施产业化，中心缺乏资金和经营人才；将种子技术转让呢，等于把产业拱手让人。

研发人员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2007年1月，在安徽阜阳的野外试验期间，负责副本选育的小李提出辞职。

“一切都会好转的。”赵昌平苦口婆心想把小李稳住。但半年后，小李还是走了。

接下来的两年，又走了2个人。而整个团队一共才8个人。

“再这样下去，队伍迟早得散。”赵昌平说，自打小李离开后，他就一直在琢磨怎么把杂交小麦技术快速产业化，让研发人员得到持续的物质回报。

2010年2月，一份名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的文件摆上了赵昌平的办公桌。

“示范区内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可以无偿授予激励对象一定份额的股权或一定数量的股份。”文件里的这句话，让赵昌平眼前一亮：“找到了，找到了！股权激励就是我要找的那条路。”

股权激励，通俗点说，就是创业者有其股，让科研人员能分享科技成果产业化后的效益。

很快，市农科院以两系杂交小麦高效繁种、制种技术作价入股，与某大型国企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在小麦中心上报的股权激励方案里，农科院方面占有的约49%股份中，农科院代表国家占一半股份，小麦中心的5名核心研发成员占另一半。

“这下好了，”赵昌平打开中国小麦产区的地形图，北京及周边、山西中北部、新疆北部和新疆南部等8个地方已被划上大大的红圈，“一旦方案批准实施，这些地方都将种上杂交小麦。”

（二）

创业者的股权困境，多年来曾束缚了许多中关村企业的发展。

刘菊芬，四通创办人之一。回顾20多年的创业过程，她说：“四通的衰落，有缺乏自主创新的原因，也与股权改革停滞不前有关。”

四通集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时并没有对股权进行划分，此后多年，公司内部也一直没有就股权分配达成一致，包括公司总裁段永基和几位董事都没有任何股份。

创业者无其股，所有者缺位，四通内乱不断——

1992年6月11日，四通几位董事和副总裁在董事会上罢免段永基未果后，转而成立一个“新四通”，当时舆论称之为“中关村大裂变”。

1994年，一个月内，四通计算机软件部3名技术骨干跳槽到外企。营销系统的骨干也纷纷离开四通，办起自己的公司。

当时的四通，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的比例接近一比一，公司副总裁最多时高达36个。高级管理人员都有签单权，人均每年的签单额度在10万元以上。

在内乱中，四通逐渐没落。

欲破困境，惟有改革。

1991年，市体改委牵头与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等联合制定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随后又提出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综合制度改革方案，初步构想“创业集团股”，让创业者有其股。

联想集团，成为改革的一个试点。

1994年，经过一年多的协商，中科院特批对联想股份进行划分。中科院代表国家持有65%的分红权，联想职工持有其余35%的分红权。在职工持有的分红权中，创业元老占有35%，1986年以前加入联想的员工享有25%，之后入职的员工拥有40%。

这个方案兼顾了企业的过去和未来，解决了创业元老的待遇，保证他们让出岗位，因而顺利获得通过。杨元庆、郭为等一批少壮派，从此走上联想的舞台。

2001年，联想再进一步，将分红权过渡到股权。财政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牵头对联想进行改造，允许联想员工动用多年积攒的分红，购买相应的股份。联想也成为当时获准进行股权改造的少数几家企业之一。

2009年，北京市向国务院申请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在总结联想股改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关村实施股权激励试点，获得国务院同意。

股权激励，仅是中关村众多先行先试政策之一。在中央支持下，科技成果收益权和处置权、高新技术认定、税收优惠和工商登记等试点政策陆续在中关村示范区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创新创业的活力。

（三）

中关村双螺旋雕塑往南，在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里，仅有10层高的兴发大厦并不显眼。

1001号房间，70平方米的面积里，隔出了14个工位。

工位上通常镶嵌员工职务和姓名的地方，在这里却是一家家公司的名字。一台计算机、一部电话、一把转椅，就是每家公司全部的“家当”。

在工位上坐着的人，个个都很年轻。他们既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公司唯一的员工……

“80后”王飞，今年夏天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一年前，他在这里创办了一家风险管理顾问公司。本科时，他主修金融；硕士时，他读社会学，“这两个专业的交叉点，就是风险管理。”

每月花上200元，就能租下一个工位，而且包水、包电、包上网。窗外是中关村大街，搜狐、爱国者、微软等公司的LOGO很打眼。

一年过去了，王飞仍旧窝在最初的工位上。但他从未放弃。“我已经和一些客户达成了合作意向，一切都会好的。”

在中关村，小企业占90%以上，绝大多数会在10年内完全消失。不过，失败的风险无法阻挡创业者前进的脚步。

2009年，谭中意揣着东拼西凑的10万元打算创业，没想到一上来就被将了一军——开公司要有注册地，在五道口、学院路找了一大圈，写字间最便宜的每月也得6000元。

“一年7万2，我付不起。”谭中意说。于是，他也在兴发大厦1001房间租下一个工位，面积不到5平方米。

作为中关村创业体系的一部分，大学科技园能享受工商登记、税收等一条龙优惠政策，为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提供房租补贴、股权融资、项目推介等扶持政策。谭中意很快办妥了公司注册手续。

市场上正装价位高，尺寸难合学生身材，谭中意抓住商机，先做网购，开卖大学生求职正装。1个月后，公司转型为“实体店＋电子商务”模式，第一家门店开在楼下604房间，面积涨到10余平方米，员工人数增至10人。2个月后，北京邮电大学店开张。

短短两年时间，谭中意在北京开了8家门店，西安和南京还有3家，员工几十人，年营业收入几百万元。第一家门店所在的604房间，现在成了安放公司网站服务器的机房。

爱护每一个创意，爱护每一个创业者。欢迎大项目，也欢迎小人物。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这就是中关村，创新创造，源源不绝。

从一个工位，到一间房，到一层楼，甚至一栋楼……这就是中关村，创新永不止步，一切皆有可能。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