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关村晨兴数学中心的办公室，丘成桐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当谈到对新时期中科院的建议时，他说：“中科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年轻人的培养力度还不够；评审制度不够公正，影响到年轻人做科学的意愿。”

重视年轻人的培养

十多年前，教育部时任副部长韦钰到哈佛大学访问，与哈佛大学签署了一个协议：由中国政府资助，每年派遣一批年轻的中国学者到哈佛大学访问。

“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根据我的记忆，中科院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被列入派出院校里，这表明教育部在对外交流时是将科大排除在外的。科大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位置，这不公平。”

“据我了解，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教育部和中科院双重管理，多了一层管理，科大应该得到的好处却没有拿到，比如教育部组织高校对外交流时，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名校总会在其中，往往将科大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科大是科学院的机构，科学院也不见得能填补这个空缺，这对科大的本科生来讲，是有点吃亏的。”

“我为什么要专门提科大呢？因为科大出了不少优秀人才，科大的本科生也很好，所以，科学院要好好利用科大培养的学生。”

丘成桐指出，对中科院来说，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其他青年人的培养非常重要。

作为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一直是丘成桐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哈佛大学最困苦的时候，也就是三年前的金融海啸时，哈佛将什么东西都削减了，唯一不减的是本科生近1亿美元的财政资助。为什么？因为哈佛知道，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好，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根本，放弃了这个根本就等于没有学校了”。

丘成桐建议，中科院在北京中关村设一个科大分部，创建一个小范围培养最好人才的机制，将选拔出来的高年级本科生集中在中科院本部培养，这批最好的学生毕业后能有一部分留在国内深造。

针对中科院的研究生在入学的前两年要在研究生院集中上课，但授课老师与研究生导师脱节的问题，丘成桐认为，研究生应该一开始就在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可以选择跟随多个研究员，扩大知识面；同时规定研究生每年有20%～25%的课程是在专业之外，并鼓励研究生们组织讨论会。

此外，丘成桐指出，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退休，目前中国学术界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出现新的人才断层现象。

“好的研究是年轻人作出来的，也影响到年纪大的人的学问。一个人作研究的能力到了高峰后自然会衰退，假如能指导年轻人，与年轻人切磋、互相激励，反而会好得多，所以，往往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年纪大的人做得也好一些。”

丘成桐建议，在培养年轻人的同时，中科院需要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有能力、仍处在学术活跃期的世界级大师，才能够带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第一流的年轻学者向前走。

他强调，与其请几十位兼职学者，不如请两三位全部时间在中国、替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拼命去做且有能力的学者。“邀请真正第一流的大师到中科院来全职服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最好的人才是通过最困难的方法邀请来的，要请他们来带领学术与研究的发展。”

关注评审制度的公正性

“中国的学术评审，应该找到国际化的专家，而不只是找国内的院士和学者，中科院相对愿意找比较公正的方法来评审，但还是不够。评审制度应该很严格、很认真地制定，给研究人员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让他们晓得只要刻苦努力，就能成功。”丘成桐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很多问题在于评审制度，评审制度不公平，影响到年轻人的发展。

丘成桐介绍，美国也有人事关系，但美国优秀的研究人员很多，因此没有一个研究人员可以一手遮天，真正有意思的工作总会得到赏识，始终会出头。有了这样的保证，美国的年轻人会花很大工夫去找好的思想、好的研究。美国能吸收全世界的人才，并让这些人才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有一套公正的同行评审制度。他希望中国也能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和制度。

除此之外，丘成桐发现中科院最近几年来有一个趋向：更重视应用研究，并直接体现在对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拨款上。如近年来数学学院发展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应用数学。

“纯科学的成果虽然慢一点，但最后到应用时，会改变整个应用科学。没有好的基础科学，不可能做出好的应用科学。如果基础研究得到的资助不够，科学很难发展，很多重要的基础研究成果往往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要允许这种发展。”据此，丘成桐建议中科院创造出科学研究的灵活氛围，至少要允许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可以从事没有限制的研究。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