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解放思想是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前提。6月17日，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也是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发展规划”）实施一周年之际，由人民日报社主办，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协办的“新时期党的人才发展新思想新理念”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出席并讲话。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智勇介绍了人才发展规划颁布一年来的贯彻落实情况。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有关方面代表围绕“人才优先发展”、“人人可以成才”、“以用为本”等人才发展思想，交流了学习、研究、宣传和落实新时期党的人才发展新思想新理念的体会。

本报辟专版摘登研讨会上的发言，供读者学习借鉴，今天推出第一期。希望全党全社会树立促进科学发展的人才观，以更大力度落实人才发展规划，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营造让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科学院  赵忠贤

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绘制了人才发展的蓝图。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转变时期，为实现伟大目标都是把人才战略放在优先的地位。当今科技高速发展，人才的竞争成为了国际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为建立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和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人才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人才既包括不同领域的人才，正如我们常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也包括不同层次的人才。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中，领军人才很关键。在这里就科学技术领域的人才问题提出几点想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有几位准备到中国创业的人找我，问我的建议。我回答是6个字：能力，团队，舞台。这个能力不仅是业务或学术水平，还包括具有凝聚团队智慧的能力和团结合作者的胸怀。团队的建设，既包括延揽合作者也包括对人才的培养和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机会。舞台，既包括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或业务的硬件平台，更重要的是符合需求，学术方面或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总之，结合需求，能带起一支好的队伍并做出优异成绩。

钱学森先生作为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贡献举世瞩目。他非常注重年轻人才的培养和团队的建设。中国航天队伍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密切相关。他不仅是建立中国科技大学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而且还亲自执教。他的“物理力学”讲义成为了经典之作。有些学科或课题适于独自进行，如陈景润先生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大多数的科学技术问题是需要团队完成的。领军人才难得，但是“没有小石头只有大石头是砌不起墙的”。对于一个交响乐团，第一把小提琴手很关键，但不能轻视鼓手的贡献，否则就可能出乱子。全部是主角的剧本很难有，需要友情演出。发挥团队的作用并能与其他的团队很好地合作才可能演出“威武雄壮的话剧”。要做大事就必须强化团队以及团队间的合作。按学术界或相关行业的规范评估贡献，以利于新的合作。

关于领军人才能力的评估，需要一批讲全局、有见识、敢承担、负责任的专家的参与。有些部门“求贤若渴”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被推荐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和符合需求，管理者有时会因急于求成而出现判断失误。个别的地方引进的人才及相应支持的项目令人担心，大同行怀疑，小同行也不理解。因此在“能力”方面是否“够格”的判断是很值得注意的。而这正是引进领军人才的关键。

营造环境很重要。环境好，人才的潜能就会更好地发挥出来。在江苏见到几位在中国创业的高端人才，他们的成功令我振奋。他们的成功除具备上述的“能力，团队，舞台”六个字之外，成就感与政策的支持对于他们很重要。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营造环境的最基本的内涵。中国有句老话“尊贤尚功”。尊重人才就必须尊重创造。知识产权可以转让，买断知识产权的单位或个人可以使用它和成为专利权的所有者，但发明者不能改变，精神的财富不能剥夺。这一方面的事情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产学研三结合”和科技成果向产业转移的障碍。我们提倡奉献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自强发展的根本。但是，如果多一些因发明创造而致富的个人或企业，科技创新就会得到管理层和社会上更多的了解和支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不断深化和落实将会推进人才工作的发展。

推进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用

浙江大学  杨  卫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和新产业的引领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一般具有高尚的价值追求、广博的知识结构、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往往拥有独具特色的学科群、品质一流的生源、学者荟萃的师资队伍，同时具有较为充足的研究经费、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浓厚的研究氛围，这些都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当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上还需要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创新突破。

一是坚持教育公平基础上的因材施教。国家举办的重点大学，占用的是公共资源，应当努力促进教育公平，给每个学生享用教育资源提供相对均等的机会。但同时，人的个性特征又各不相同，教育的高质量体现在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合理使用教学资源并提供因人而异的教育，让所有人的潜能都得到释放。这种因材施教有利于人才的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也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的关键。

二是把握杰出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培养杰出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要注意把握四个关键要素：一要发掘个性。培养杰出人才的关键是要因材施教。对因材施教的学生，应该采取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或十几个学生，实施小班培养和引导，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在培养上求异不求同，从而培养一些奇才甚至偏才、怪才。二要点燃激情。创新出自激情，需要梦想。要以崇高使命和强烈的责任点燃激情，迸发创新源泉。三要坚定信心。要教育学生以及老师，不要厚古薄今，要让大家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有信心。四要塑造氛围。要营造相对宽松、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和交流学术问题；要鼓励批判性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挑战权威的勇气；要塑造一定的竞争氛围，把适度的压力转化为创新的动力。

三是推动国际化培养和研究型教学。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的领军人才。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要积极搭建创新导向的国际交流平台，探索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　　

高等院校集聚的大批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如何使用这些人才也大有学问。

一要筑巢引凤，吸引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近年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以“千人计划”为牵引的人才环境改善，国内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有能力提供事业发展的大平台。但对于高校而言，必须集中资源，在战略性领域打造若干个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以此来吸引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及创新团队，从而构筑一支精英荟萃的高水平创新型师资队伍。

二要把握“压担子”和“卸担子”的节奏。发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作用，就要科学把握给这些人才“压担子”和“卸担子”的节奏，做到人尽其才、因人而异，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三要促进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其他人才的和谐关系。目前高校对人才通常实行两种薪酬体系，一种是常规的合成薪酬制，一种是年薪制。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包括“千人计划”等往往实行年薪制，其他人都是合成薪酬制，两者从数量、组成和绩效评价上都有一定的不同。这样的薪酬体系，在年薪制的比例逐步加大且两种体系的教师产生深度融合和比较时，难免会出现不和谐的苗头。所以要积极探索其他的薪酬模式，比如宽带薪酬制，逐步对引进人才实现从双轨制薪酬到宽带薪酬的过渡。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北京大学  刘  伟

人才发展规划提出的以“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为内容的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党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开创性命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从经济结构上看，我国现阶段都是处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由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和市场化、国际化深化期，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可能保持强劲增长动力，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少在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前，即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目标之前，有可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以中国上世纪90年代前的投入产出数据做出分析，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而并非来自效率的提高；进而他推论这种以低效率高投入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泡沫性，不具有可持续性，超不出二十几年的增长极限。显然，要打破所谓增长极限，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切实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为此，必须也只有贯彻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才可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效率提升的根本，效率是可持续增长的根本。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固然有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机遇，但机遇只是一种可能，与机遇并存的总会有挑战。能否使作为可能的机遇成为现实，重要的在于能否战胜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方面：

一是需求不足。首先是内需不足，本来这一阶段投资和消费需求是完全有可能强劲增长的，但由于，一方面，技术创新力弱，特别是自主创新力弱。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力弱。首先是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需求疲软。

二是成本显著上升。效率提升的程度远远消化不掉国民经济成本提高的压力。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力要素还是土地要素，无论是原材料还是能源动力等，其价格都会显著上升，从而使国民经济成本上升。要实现持续有竞争力的增长，就必须使竞争优势从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廉转向主要依靠效率水平提高；否则，不断上升的成本，必然造成严重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再伴以高失业，整个经济社会便会处于严重的“滞胀”中。

三是社会制度变迁迟缓。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市场化严重滞后，大量的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进而根据市场竞争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由政府控制。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寻租”压力就越大。如果相应的民主化进程和法治化进程滞后，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权钱交易的“寻租”自然严重。从而资源不再按市场效率原则配置，而是按腐败指数配置，既无效率，也无公平，低效率的同时高腐败。

显然，之所以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创新力，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关键在于提高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创新力，而创新力的提升在根本上必须依靠人才优先发展。

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人才决定竞争，人才决定国力，人才决定国运，人才决定未来。

靠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蔡昉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引擎，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动力。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十二五”时期停止增长并绝对减少，意味着长期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的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要求从依靠传统人口红利实现的增长模式，加快转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增长模式，保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使得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过程，从而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的额外源泉。具体来说，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他们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就意味着资源配置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效应也可以看做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期间，劳动力在地区和部门之间（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以及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GDP增长率贡献率为16%—21%。我们还可以应用另一种模型方法，来看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所考察的1982—2000年期间，人口抚养比持续快速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高达26.8%。

然而，根据人口预测，大约在“十二五”时期的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随后转而上升，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而在此之前，也就是说从2003年以来，普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已经预示了这个结果。

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无论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都是不可持续的。从保持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的意义上看，在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物质资本继续投入将遇到报酬递减现象的制约。此外，目前中国出现的投资增长，具有政府主导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的特征，容易违背特定地区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伤害资源配置效率。

而这整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概念虽然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但是，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做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红利。

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至为紧迫。对于实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应从劳动者群体的增量和存量两方面着眼。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不仅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降低。例如，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扩大到60岁时比美国低56%。

针对这种现状，培养人才既应该从正规教育入手，密切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也要从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着眼，提高劳动力存量的技能。这会分别对教育体制和培训体制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要求。

构筑人才竞争新优势

江苏省委组织部  石泰峰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必须加大人才资本投入，走人才资本优先积累之路。近年来，江苏坚持把人才优先发展作为强省之基、竞争之本、转型之要，不断加大人才资本投入，在构筑人才竞争新优势，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个区域内人才价值链的形成，既包括人才的培养开发，也包括人才的集聚和人才价值的转化，在这些重要节点加大投入，是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是在人才的教育培养上加大投入。人才价值的形成，教育培养起着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以色列教育科技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持续居世界前列，积累了雄厚的人才资本，经济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江苏经济社会的率先发展，也得益于科教的相对发达。二是在人才集聚平台打造上加大投入。现代科技创新的典型形态是集群创新，需要各类人才的高度集聚。近几年来，全省吸引9万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2200多个人才团队来江苏创新创业，形成了高层次人才集聚、高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三是在人才价值的转化上加大投入。人才的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把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实现人才价值的最大化。在人才创业过程中，政府的创业引导基金和社会风险投资的培育，一定意义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几年来，全省资助引进人才所在企业中，有39个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达462亿元，形成“投入一批资金、培养引进一批人才、发展一个产业、培育一个经济增长点”的链式效应。

人才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实现和增值的内在属性，必须不断提高人才投入的科学性，优化人才资本配置，实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江苏长远发展看，要逐步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由阶段性投入向建立持续增长的长效投入机制转变。人才资本投入有较长的周期性，建立持续增长的投入机制是人才优先发展的可靠保障。二是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转变。人才资本的市场化是人才资本优化配置的重要条件。“十二五”期间，我省将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间接方式，撬动至少2000亿社会资金用于创业投资。今后，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对人才投入的调节作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和个人作为补充的多元化人才投入机制。政府逐步回归到制定政策、培育市场、优化环境上。三要由主要投向产业领域向经济社会事业领域投入并重转变。适应经济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以及创新社会管理等新要求，在继续抓好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养的同时，加强对现代服务业、文教卫生和社会管理等方面人才的投入。四要由重规模和数量向重质量和效益转变，提高投入产出比。加大人才投入的绩效考核，科学确立人才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严格标准和程序，全面评估人才投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减少投入失误和人才浪费。把人才投入与人才贡献率紧密挂钩，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业结构变化、区域功能定位、人才队伍建设等因素，在人才投入的方向和领域、投入的总量和结构等方面进行科学规划、优化配置，增强投入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确保到“十二五”末，我省人才贡献率达到43%。

“知寻引用”创新体制机制

北京市委组织部  吕锡文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国家人才发展规划提出了一系列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强调了人才发展“以用为本”、“创新机制”的指导方针。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抓住“知寻引用”四个环节，创新人才政策和工作体制机制，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一、人才使用，“知”是前提，要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明确人才需求。我们紧紧围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把握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特别是中关村科技和产业发展需要，依托北京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发挥30个成员单位的职能作用，重点关注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在汽车、新能源与环保、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6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提出了人才引进、培养的目标和任务，以人才引领产业发展；围绕实施“科技北京”行动计划，深入分析国家级、市级重大科技专项的布局、结构和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人才需求。

二、人才使用，“寻”是基础，要建立发现和联系人才的渠道、途径，找到适用之才。一是建立驻外机构拓展联系。为了更好地宣传北京的发展情况和人才政策，了解海外人才信息，联系服务海外学人，我们建立了驻香港、硅谷、东京、慕尼黑等7个人才联络处，加强与驻外使领馆、专业协会等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系，延伸寻访人才的触角。二是开展特色活动增进了解。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扩大与海外人才的联系。三是发挥首都优势以才荐才。我们借助北京发展的独特优势，注重发挥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先期引进的海外人才的重要作用，利用师承关系、同窗同事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高端人才资源的信息储备。

三、人才使用，“引”是关键，要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增强创新创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其一，要为人才提供事业发展的平台。我们在人才特区打造了两个“发展极”——“中关村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其二，要为人才提供全面周到的生活服务和保障。为了给海外人才创造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解除他们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2008年底成立了海外学人中心，面向入选“千人计划”、“海聚工程”的高层次人才，指派专人提供出入境、落户、医疗、子女入学等服务，体现个性化、人性化特点。目前，北京地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有311人；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的163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有96%在新兴产业领域创新创业，近八成聚集在中关村。

四、人才使用，“用”是根本，要推动创新，激发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的社会价值。一是整合中央和地方资源，由北京市和19个中央单位共同组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简化和规范审批程序，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创新人才服务机制，对重要事项“特事特办”，打造“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环境。二是在实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等6项鼓励创新的政策，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目前，这些政策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建设的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试点。三是推动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一批有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制度，建立以学术和创新绩效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和学术发展模式，扩大科研机构用人自主权和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完善股权激励机制，进一步形成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分配制度，创造宽松自由的人才发展环境。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