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优惠政策是绝无仅有的。”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彭树堂说，“但是我感觉，在南方一些科技园区，政府的手不是太刚性，确实是在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搭建平台。”

去年11月，彭树堂曾去深圳调研，当时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明确表示，“我们这里的企业很少提出什么意见，没有怨天尤人。”对此，彭树堂也深有感触，“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没有鸿沟。”而对于中关村的发展，他似乎感到了政府的“张力”，“总想要打造点什么。”

1990年8月，受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及试验区委托“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技术成果及产业‘南移现象’”调查组组成，试验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胡定淮任组长，彭树堂和其他5名成员，8天调研了9个城市的科技园区几乎所有南移科技企业，归来彭树堂执笔撰写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技术成果与产业南移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于当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南移现象”在当时曾经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作“孔雀东南飞”，包括联想、四通、京海、信通、北大新技术公司（现北大方正）等中关村主要企业，均在深圳、珠海等地建厂，主要因为“试验区内技术研究与开发力量雄厚，但工业化生产很弱。”彭树堂说。当时，新技术企业在实现产品化产业化阶段，缺乏与北京市工业型企业的合作点，同时试验区在1990年企业已突破900家，经营场地和产业基地甚少，“圈地式”格局亟待突破。报告指出，应该理性看待企业南移现象，这体现了中关村全国高新技术辐射源和孵化器的定位；外向型、国际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企业选择将生产基地配置在靠近国际市场的沿海开放地区；沿海开放区产业结构立体化的需求、优惠政策及开放体制也吸引着中关村企业的南移。彭树堂认为，直到今天，中关村企业南移的现象仍在继续，而且在南移之后又会有回归，如此流动是互动交融、互补取长，也是中关村创新辐射源的价值体现，实际上进一步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交流与发展。

但是，当时报告的企业案例中所反映的一些现实问题，至今中关村仍然存在。比如四通集团当时反映，一些在京户口得不到解决的科技人员，在南方得到了解决，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南方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竞争，而北方则多受掣肘。当时的先锋集团公司认为，如果北京的政策能使投资环境宽松些，许多人还是愿意留在北京的。

在彭树堂看来，政府这只手需要做的是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有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环境。他曾三次去比亚迪调研，第一次比亚迪在做锂电池，并表示产业空间非常好；第二次去，比亚迪开始做产业，生产轿车；第三次，比亚迪在上海建立研究院，开发电动汽车。“中关村有几家企业的发展路径能看出这样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来？当年‘两通两海’率先在中关村乃至全国树起了发展民营科技的标杆，但今天，在中关村两万家科技企业中，何以能涌现出秉持科技创业创新的时代翘楚与领航企业，不单有联想，也有更多中关村的华为……”

由于一些企业的发展需要产业用地和大量人力资源，致使中关村有一些需要产业空间和较低人力成本的企业仍然在上演“孔雀东南飞”。彭树堂说，从这一现象看今天的人才价值链，就能够体会出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深意，“人才是根本，聚合技术、产业、资本，创业、创新人才缺一不可。但是，我们要鼓励人才的正常流动，要尊重市场的力量，加强创业创新环境建设，而不能过分单一强调高端人才的引进，毕竟中关村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高智力密集区啊。”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