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８点钟离开家，９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２０１０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１０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荣获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１９５５年６月，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３５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在沈阳。到金属研究所后，师昌绪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ＧＨ３３的铁基高温合金ＧＨ１３５，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１９６４年，我国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当时，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有关部门找到师昌绪，问他能不能牵头研发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昌绪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师昌绪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零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取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方案，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１００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０．８毫米的９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１９６５年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昌绪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２０００年春，年近８０岁的师昌绪找到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常务副主任的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１９７５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昌绪说，“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昌绪的邀请。“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昌绪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８６３计划中专门增设了１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昌绪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昌绪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３０００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昌绪笑称。

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对别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乐于去管。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

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２０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很是感慨。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１９９１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昌绪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昌绪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１９６４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昌绪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研究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５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昌绪开会做演讲、做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昌绪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１９９８年，鉴于师昌绪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ＧＥ等大公司在内的１１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昌绪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师昌绪，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１９５２年在美国欧特丹大学获冶金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３年，积极参与争取回国的斗争。１９５５年回国。曾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现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１９８０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４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