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人民网科技频道和中国科协联合推出的“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系列访谈，“与科学一路同行”。提到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不得不说一下北京的中关村，今时今日当大家看到日新月异的北京城、日新月异的中关村的时候，可能您不禁会想起中关村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又是谁点燃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第一颗火种。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市科协两位专家一起探讨科技组织如何推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他们是北京市科协荣誉委员、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原会长、中关村第一村民纪世瀛老师。另外一位嘉宾是北京市科协党组成员罗忠仁老师。

主持人：非常欢迎二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主持人：一上来，我特别想替网友问一个问题，很多网友都觉得，作为一个首都，北京的科技发展水平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罗老师，北京科协在北京市的科技发展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又起到了哪些作用？

罗忠仁：各位网友好。北京市的科技水平应该是代表了全国的水平。有统计数字说，74.5%的央属的科研机构和50.1%的两院院士都在北京。所以北京的科技水平应该是代表了全国的水平。要说科协在科技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我觉得还是举个例子比较好。比如科技或者科技创新，就像是一棵大树一样，它需要阳光，需要土壤，需要雨水，同样也需要一个比较温暖的或者温度、湿度、微风、大风，它需要一个环境。现在人们往往注意了阳光、土壤，而没有注意到环境温湿度是么促成的，我们科协在这里面起很大的作用。科技创新应该是以人为本，科协是科技人员的群众组织，它在服务于科技工作者，依靠科技工作者，团结科技工作者过程中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技发展服务。

罗忠仁：我们具体工作主要是通过，一个是学术交流，一个是科学普及，一个是决策咨询和技术服务，更主要的是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因为在学术领域，它是平等的，它互相信息沟通、朋友之间的交往，能够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而发展需要人民素质的提高，还需要科普。另外，我们在平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科技工作者都有一个环境，我们努力为他服务，为他创造一些环境。

罗忠仁：我想举个例子，科协在学术交流中怎么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呢？比如在SARS之后，我们北京市科协和社科联联合搞了一个北京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两界高峰论坛，请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一起讨论怎么应对突发事件。从自然科学专家的角度他们想，人们需要医疗，我们怎么卫生保健，怎么预防。从信息科学角度就是怎么建防灾减灾的网络，随时能够沟通信息。高能物理所的专家就说怎么能用高能物理杀灭SARS病毒。可是社会科学专家就从另一个方面，他说我们的人口和东京怎么比，和国外怎么比，我们的人口聚集了能发生什么病。而历史学家就考察北京市哪年哪年发生过什么灾，这两界专家在一起交融，大家感觉到有很多的启发。就是对我们将来应对SARS这样的危险出了很多好的思路。这是一个例子。

罗忠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北京市科协在中关村最初发展壮大一直到现在，也起了一些作用。最有发言权的还是纪老师。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关村的发展，我们之前在留言的过程中也有网友提到，中关村作为中国科技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应该算是一个领军的产物。很多网友将中关村形容成中国的硅谷，大家都很好奇，就像我最开始介绍的一样，中关村的起源是从哪开始的？它又是如何发展的？

纪世瀛：各位网友好。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从1980年10月23号和陈春先等几个科技人员在中关村创办了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一直就在中关村待了28年。90年代初，1990年我开始担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长。一当这个会长就当了14年。又做了中关村企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关村发展战略课题组的组长。所以结合这个谈体会和情况可能就比较实实在在。

纪世瀛：中关村最开始就是从一件库房里开始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张图片，是我们做访谈以来第一次给大家实物介绍的。

纪世瀛：大家看这座房子，是很破旧的，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张非常土的一个图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家说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两村的故事，一个村就是小岗村，农民写了血书，搞了包产到户。另一个村的故事，那就是中关村。现在的中关村源头在哪呢？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半间库房里。它是在中国科学院的最高的殿堂的角落里面，所谓“鸡窝的旁边”，有这么一个常年无人问津的地方，就是我领着几个人把这个库房这半部分，满是蜘蛛网，破仪器材料的地方倒到那边去，在这半边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从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就可以可出北京市科协起了多大作用？它叫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它为什么这么复杂？而不叫斯通或者红星、红旗，因为当时的体制是完全计划经济，还没有转到市场经济，我们要滋生一个民办的东西，就得找一个合适的途径。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看来是不可能。正好陈先生是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我是核聚变工程分会的秘书长，这个学会就是北京市科协下面的一个学会，当时就是在这里科技人员开始从金字塔上走下来，进了这个门。

主持人：打开有些破旧的门，这就是现今发展的中关村当初的DNA。

纪世瀛：应该是这样的。硅谷有一个车库，是惠普公司起家时候的一个车库，曾经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幅登过这个照片，叫做硅谷的DNA，我们也复印了一个黑白的照片，也同样挂在它的旁边，叫做中关村的DNA。别看这小门，这小门的推开就是一次突破，完全都是国办的，这样一个体制下突然出现了一个民办、民营、民有的机制，就是科技人员开始从最高的殿堂里，已经走进墙外面的人扛马拉、鸡鸣犬吠的小农经济里去了，到那儿找一个广阔的天地。另外就是制度上的途径，终于有了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由组合。这两不四自别看简单，它确实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最初的因素。

纪世瀛：今天谈科协的事情就很有意思，在这半间库房里开业的时候，我们七八个科技人员都是中科院的知识分子，这里来了一个领导，最高领导在这儿就是一个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咨询部部长赵绮秋同志，别看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但是对当时破天荒的突破性的出了一个完全国家没有的组织，这样一个领导代表科协参加这个会，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一开始就说，我代表北京市科协表示祝贺，代表田夫同志、孙洪同志表示对你们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说了一句，我和你们大家一块干，出了什么事情，咱们大家一块来承担。现在要说起来这些事情，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在支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民营科技企业，它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者了。但是当时作为完全新的一批吃螃蟹的人说我来支持你们，应该说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这半间库房就是中关村最早的源头，所以叫它中关村的DNA。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屋里主持这个会的人。

主持人：从纪老师特别生动地给我们介绍这些历史的时候，大家确实有一点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也是忽略掉的，大家一直在说中关村的发展，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中关村的发展其实是和北京科协的支持离不开的。

纪世瀛：是，而且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它是一个助产士。比如说一个鸡蛋，或者说一个孔雀蛋，不管怎么着在里面生长，仍然还是一个蛋。什么时候成为孔雀呢？要敲破这个壳。谁来帮着敲破这个壳呢？一个是我们在里面滚，另外从外面来说，帮助敲破这个壳的就是我们值得尊重的、令人非常敬佩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以非常超前的意识，一个现代的思维，支持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第一家。所以，它的突破才能有后来的今天。

主持人：我觉得有了现在的中关村，很多网友比较习惯性的拿我们北京的中关村和美国的硅谷进行比较。大家可能很好奇，中关村的发展之路和硅谷的发展之路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纪世瀛：北京的中关村起源和思维是从美国的硅谷、南韩大德、日本的助波，还有台湾的新竹受启发。因为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搞核聚变研究，搞核聚变工程。和我一块搞一个项目的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博士，他向我介绍了硅谷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陈春先又到美国考察了硅谷，考察了美国128号公路，周围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科学家去办企业，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而且变成了军工产品，得到了风险投资，一下子使那里火爆起来了。

纪世瀛：我们中关村人才也很多，我们这些人也不笨，中国人也很聪明，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出现一个硅谷呢？所以当时我们在我的宿舍里，当时叫做88楼103，在1980年8月28日晚上在88楼103，我们俩人开始酝酿这件事，叫密谋策划室。一下子两个人的火花就碰在一块了，要大干一场。当时他是48岁，我是38岁。当时就觉得要大干一场。当时就提出，现在也许人们不相信，要再搞一个海淀特区，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个深圳特区，我们就提出搞一个海淀科技特区。所以美国的硅谷应该说是我们中关村最开始源于它那种思想，但是中关村和硅谷还有很大的区别。

纪世瀛：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特点以及我们社会结构，以及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刚刚转型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关村的发展就更具有改革、突破、创新，更富于活力。所以中关村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包括我这样的，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更富有创新、创业的精神、冒险的精神。中关村的人形成了一个中关村精神。

纪世瀛：另外整个中关村文化的发展是在中国文化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科技人员，通过科协这样的组织，通过科委这样的组织，推动我们有系统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创业革命、技术革命，以创业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我们国家发展的很重要的主力军，而且成为坚持科学发展观里面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它的增长方式，它的产业结构，它的运营模式，它的人才结构，它的奖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一系列的都在发展。而且我还要说一句中关村人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别的地方过去怎么做呢？就是老问中央允许我做什么呀？

纪世瀛：中关村人想事不这样想，中关村出了一个条例，叫做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就是我不问你允许我做什么，我只问你不允许我做什么。只要你没说不允许的，我都可以大胆地试验。所以中关村是天天在创新。

纪世瀛：现在世界的经济学家说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东方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希望在北京的中关村，就是说北京中关村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正在引导全球创业型经济前导的潮流。

主持人：说到这儿我挺好奇的，中关村到现在历史有多少年？

纪世瀛：从第一家算是28年。从1980年10月23号算是萌芽开始，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庆祝中关村20周年呢？就是电子一条街基本上是从1980年到1987年底形成的，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成立，形成了一个规模，已经有了组织有了领导，形成了一个园、试验区，我们现在庆祝20周年，是指从1988年成立了以海淀为主的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所以，也可以说是28年，也可以说是20年。

主持人：我觉得可能这20年或者28年，中关村的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历史。如果现在让您回过头来看一下这20几年中国民营科技企业走过来的道路，您会怎么评价？

纪世瀛：应该说经历了几个阶段，一个是萌芽阶段，一个是争取生存的阶段，一个是大发展的阶段。现在民营科技所处的阶段和处的环境，和当时我们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环境相比，就像刚才我们秘书长说的，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个民营企业的群体发展，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比较，应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我们多少钱起家的呢？500块钱。这500块钱，我还要说一句，因为今天说到科协。当时科协批准了我们这家成立，只是口头上的，我们要去办帐号，我们傻傻的知识分子就凑了500块钱到海淀的东升分理处开帐号，人家说拿现金不能拿帐号，帐号是一个被国家批准的单位才能开，不像现在。拿现金不能开，并且要有批文。

纪世瀛：当时批了我们成立并没有文，又到北京市科协，当时我是手写了一个，科协的领导非常开明，也来不及打了，就在右上角写了一个问号，盖上一个章，第二天又拿了五百块钱跟赵绮秋说，能不能拿我们这五百块钱换科协的一张支票，他说，没有换支票这么一说，我们现在就给你开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就算借给你们的，所以当时就拿这500块钱开了这个帐号，我们起家就是500块钱。

纪世瀛：现在是什么情况？北京市民营科技的技工贸总收入，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超过1万亿，这1万亿和500块钱比，真是不得了。过去是七八个人，到今年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的队伍已经到了两万一千多，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可能还多。所以从队伍的扩大，从规模的扩大，从技工贸总收入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民营高科技的群体，出现了以海归和高校的、科学院的，以及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创业者集中在北京，形成了一个高素质的创业高科技群体。这个变化从小到大，从量到质，然后又有了一个飞跃，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关村，看到的北京民营科技，以至于全国的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主力军之一了。

主持人：纪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小花絮，中关村包括民营企业成长道路中的一个小花絮。说中关村这20几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年，今年是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追溯一下过去，我很好奇，刚才可能纪老师也说了一些北京市科协的历史发展，罗老师，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北京市科协的历史起源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罗忠仁：中国科协成立了50周年，兄弟省市很多都是1958年成立的，到今年都是50年。可是北京市科协是1963年7月成立的，所以到现在只有45周年。虽然它正式成立的晚，可是它的渊源特别长。因为和北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关。北京现在是首都，过去也是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学术发展是比较早的。

罗忠仁：要说北京追溯最早的发源地，通过专家来考证，目前发现最早的就是在当时明朝的时候，也就是1568年，当时说是直隶顺天府，有人考证大概是现在的东郊民巷这个位置，有一个叫徐春普的太医，组织了46个国内高明的医师成立了一体堂宅人医会，这个医会当时定了22条会规，也是要讲学术交流，要讲医德，当时很像咱们现在的学会。从这个相比，在欧洲，当时文艺复兴的时候，说现在西方学会最早的是哪个呢？

罗忠仁：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有一个科学奥秘学会，也有人翻译叫科学秘密学会，它是1560年，比咱们早几年。英国皇家学会是1660年。我们中国最早的学会和欧洲、西欧他们起始点是一起的。后来英国皇家学会一直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我们学术就中断了一段。

罗忠仁：前不久，意大利的朋友来访问，说到这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你们1568年就成立，怎么没接上呢？他们不了解我们那段历史。

罗忠仁：学会再发展的比较快的时候，就是清朝末年和民国那一段时间，就是五四运动的前后，也就是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在北京建立强学会，1919年，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当时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任。当时咱们的毛主席、张荣天都是中国少年学会的成员。咱们的国家领导人和咱们的学会也很有渊源。当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第一次在中国印出来就是在中国少年学会印出来的。旧中国经济科技都不行，这些学会时断时续，到了解放前夕，属于北京市的学会只有十家。解放以后，我们万物更新，学会也就蓬勃发展，1951年和1952年分别组成了北京科普学会、北京学术专业学会的联合会，这两个学会一直在北京很活跃。到了1958年，两个学会：一个是科普，一个是学术，合起来了，叫北京市科协的筹备委员会。从那个以后，北京市科协就开始运作，1963年正式成立。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历史。应该说，北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过去发展过很好的学会，将来也会有很好的学会。

主持人：访谈进行到这儿，网友的问题已经进来了。有一位网友说，北京这两年越来越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了，诺贝尔奖论坛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诺贝尔奖大师们来到中国和北京，会给北京带来一些什么呢？

纪世瀛：这个事又很巧，最早诺贝尔北京论坛就是我参与筹备的。这是一本书叫《中关村第一村民的创业传奇》，这里面专门有一章叫“承办轰动中国的诺贝尔奖北京论坛”，当时是在钓鱼台，由我们的市委常委、现在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和教委的耿学超同志，还有我，在那和老蒙代尔，还有他的儿子小蒙代尔，一块吃饭，讨论我们大学的事情。因为当时请蒙代尔先生作为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的名誉校长，在这个过程中，就提出来为什么不把很多诺贝尔获得者到北京来。当时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讨论这个事，我们拉着的是一个中国清明上河图，就讨论能不能请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主要指的是经济学家，做我们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的客座教授。当时马上就得到了朱善璐非常的重视，而且提议能不能够请他们到北京来做客，一块来讨论世界性的问题，包括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

主持人：又是一个小的火花碰撞出来，是一件大事。

纪世瀛：后来大家的火花碰在一块了。蒙代尔先生非常积极，我回去负责请人，你们在北京来策划。这就是后来在颐和园，我请他们在慈禧太后的舞台上开会颁发证书时候的一个合影。这个事向市政府一汇报，市里面非常高兴，原来是由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和教委联合主办的，市政府一说，市里来亲自主办。因为既然是国际论坛，外事都很复杂，就由市外办来做具体的事，由王岐山同志担任我们这个组委会的主席，原来我是组委会的负责人，后来我就退到一个副秘书长的角色了。后来和国务院一汇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同时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那么第一届北京论坛就在北京提出来了，那一阵主要是什么目的呢？因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都是具有现代思维，都是站在科技和经济学理论的最顶尖的人物，不妨让他们到北京来，站在最高处看中国的发展，并且引进世界的学术气氛，大家都到北京来讨论，也打造一个名牌。使大家也了解中国。当时大家都在筹备奥运会，我们叫做学术上的奥运会能不能在北京也开。因为在全世界还没有开过有这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到这儿来，到一个地方去开会，去论坛。我们创造了世界上的第一。后来我们连续举行了三届，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学界，在自然科学界，还有其它科学界，而且我们要一直组织下去，使世界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轮着，每两年搞一次，有一个主题。这件事也很巧，又是我亲身经历，并且参加第一次的筹备全过程，包括组委会在市政府开会怎么接待，怎么组织，谁来发言。我都参与了。所以现在你提这个问题，我感到很亲切。确实从现在看来，真是对我们的促进很大。比如“欧元之父”蒙代尔先生，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的问题提出讨论，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于世界经济风暴，今年的诺贝尔得奖获得者在北京的论坛，大家也涉及到金融风暴的问题。从大家的角度怎么来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很荣幸，这件事又是和我有关系。

主持人：刚才纪老师说是我提的问题，其实不是我提的问题，是网友提的问题。可能网友和您比较投缘。从诺贝尔奖论坛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北京市，近两年举行的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企业发展交流的活动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北京市在科技发展道路上一个比较重点的项目呢？

罗忠仁：我先接着纪老师的话说几句，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诺贝尔奖论坛最近三届，北京市科协都参与了。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刚才纪老师说的要站在一个高的山顶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给咱们出谋划策，另外也通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给大众普及文化，因为一个国家要创新，群众没有高的文化科学素质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做了这件工作。我们连续三年搞了三个展览。第一个展览是生命和健康；第二个展览是能源和环保；第三个是信息与创新。这个展览就在中国科技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另外我们把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请到学校、社区、我们的公众中，比如今年就到首都科学讲堂上和市民对话。我想在这个平台上，大家直接和科技大师对话，会非常受益。我觉得对于普遍的大众来说，可能感受科学的氛围、学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是更重要的。比如李政道先生到我们中学去讲的时候非常受欢迎，最后他给下面写了12个字，他讲做学问的道理，他写的是“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他告诉这些学生们如何做学问，你不要光会答题，你要会思考，你要动脑子，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对于素质的提高，在这方面也有作用。

纪世瀛：说到这里我想起来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先生和我，还有朱善璐到山区的一个小学去。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到小学去和小学生一块座谈，我们捐了10万块钱修操场。你一说我想起了蒙代尔先生说的话，他说我蒙代尔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当时也有一个很好的理想，我特别希望从你们山村的小学里也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

主持人：这可能也是诺贝尔奖大师和中国的一个缘分。

罗忠仁：随着我们的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的开展，我在科协干了20年，我在北京市科协编了北京市科协志，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也感觉，原来在60年代初，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精彩的，但是当时好象都是独立的活动。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聚集起来，成了一个个品牌了，目前我们北京市科协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多比较集成的项目了。比如，在学术交流方面，我们是搞了“学术月”、高峰论坛。“学术月”就是每年的9月、10月用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北京地区的学会和我们基层科协的分会，就是我们各个区县也有区县的学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这个交流活动中，层次是比较高的。而且青年人参加是比较踊跃的。

罗忠仁：在学术月期间，大概能够搞几百项活动，有一万多、两万多的人来参加。按咱们国家说，就是有几十位的院士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个品牌活动。

罗忠仁：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市社科联共同搞了高峰论坛。一开始我举例的时候举了一个高峰论坛，从2003年开始我们每年进行，集中两届的专家共同为北京市的发展贡献计策。这是在学术方面。

罗忠仁：在科普方面，可能我们的活动和项目就更多了。科协组织的大活动比较多，每年最著名的就是每年5月份的科技周，这是由市政府发通知，由市科协承办，北京地区的中央单位和北京市的各个委办局，有几十家共同参与筹办。所以参加科技周的每年有400多万人，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另外，我们在青少年中每年有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罗忠仁：这也是在头一年从小学、初中、高中发动三四十万的学生参与，最后在每年的3月份比赛、展示。我也去了几次大赛，和那些展示的学生交流，我自愧不如。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科技水平都很高，应该说青少大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很多拔尖的人才。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设立了市长奖，创新大赛每年前五名还要有市领导、市长，比如王岐山签字。后来我们请高级专家评这些青少年作品的时候，大家特别感动，说这么好的青年，这么好的作品，才评五个，太少了。后来他们提议，说是不是再增加五个提名。后来从去年开始，就变成十个了。五个正式奖，五个提名奖。这样来鼓励青年们去创新。这是在青少年中。

罗忠仁：另外在社区中，我们也开展了数字科普技能大赛。这是非常普遍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电视机买了，怎么调频道，买了数码相机怎么能照的更好。这些技能凑到一起，请大家来参加。

主持人：特别贴近大家生活的。

罗忠仁：好多都是家庭来参加，老的80岁，小的5岁。大家都投入到这种实际操作活动中来，更快的接受信息、科学，用电脑、用数码相机，慢慢的大家都学会了。每年大概参与面也有十几万。类似的活动我们还有很多。

罗忠仁：我们还有几个经常用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前面的那是一些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些工具。比如，讲演。总结中国科协成立以来，这是唯一始终长盛不衰的。从刚成立科协的时候，钱学森他们都来作报告。他也有水平，拿一个香烟纸，就在那划拉划拉，一会儿就给大家讲报告，根本不用准备，一讲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听的都鸦雀无声。到现在还有科学讲堂。刚才我也说了，请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到我们这个讲堂上来。现在科学讲堂没有特殊情况下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十点都在王府井书店讲。

主持人：公众可以自由参加吗？

罗忠仁：公众自由参加。有很多固定的听众，他觉得特别好，老去听。这是我们科普的讲座。另外我们还有科技展览。科技展览从一开始也是到现在。北京市和外省市有些不同，因为中国科技馆在北京，所以北京市科协没有自己独立的展览场馆，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叫“1831”工程，就是18个区县31个省市，我们搞流动展览，我们做出来之后，到全国、全市各个郊区县巡回，比如我们有一个“飞向太空”的展览，有“动感体育”的展览，后来“动感体育”发展到奥运，到全国，甚至到澳门，到国外去展。不久我们还要把这个展览带到意大利去展。我们这个流动展已经走向了国际。

罗忠仁：另外，还有科普图书。我们感觉干部、领导、辅导员给群众做指导，他需要“子弹”“粮食”，我们编写科普的小丛书，我们第一届主席茅以升在的时候，在60年代初就搞自然科学小丛书，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就中断了，当时搞了20多本，我当时在中学念书，我们特别愿意看那样的书，都是很薄很薄的，都是大专家来写的，也是动员了十个学会的专家来写。1998年以后，北京市科协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科普创作资金，就有一块钱来专门支持科普创作，这样范围就大了。我们现在支持了一百多套科普书籍，有很多获了很多奖。比如“放飞神舟”，就是载人飞船上天的时候，那本书翻译成了6种文字发行。有一次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演讲上拿着一个“把雨水带回家”的书，也是科普创作资金资助的，这也是我们一个方面。

罗忠仁：另外，现在还通过网站，用现代化的手段。科协有三个网站，大家都可以去点击。这是从科普方面。

罗忠仁：另外，从决策咨询和科技服务这方面，我们也创造了一些品牌。在决策咨询方面，技谈会，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举办了33次了。我们请了大牌的专家，或者虽然不是很大牌，但是在这个方面是很顶尖的年轻人。我们请了261位专家和我们63位市领导，包括贾庆林、刘淇、王岐山，当然有的出席了不止一次。也是一个圆桌会议，大家坐在一起，科学家给领导建议。刚才纪老师说的促进民营科技，促进中关村的发展，我们围绕着这个搞了四次技谈会。请专家，包括企业家，包括联想、四通、用友都请去，和领导对话，领导反映非常好，有的领导说豁然开朗、为之一振。听了专家的发言有这种感觉，贾庆林说这是非常好的渠道，沟通领导和专家、企业家，能够互相了解，得到很多的信息。领导都非常赞赏。我们支持民营，在中关村搞了四次。最近有一次不叫技谈会，上周五和市政协搞了一个中关村未来发展论坛，也是请的那些企业家和市领导对话。现在速录稿也好，他们的发言也好，都被政府研究部门要去了。他们作为将来北京发展的参考。

主持人：罗老师从几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北京市科协的一些工作。网友也特别感兴趣。有一位网友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各种物质资金来源人文资源都很丰富。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北京的科普工作比较好开展？

罗忠仁：刚才一开始我说，北京市集中了74.5%的中央科研机构，集中了50.1%的院士。应该说北京的科普资源是太足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说北京搞科普是最得天独厚的。现在我们这在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充分的进一步的发挥首都的优势，搞好北京的科普工作。

罗忠仁：我们有这么多好的资源，通过言传身带，你就算不搞大活动，他也会传播出很多东西。我们通过更好的形式、更好的方式让大众享受这些，我想这可能是非常得天独厚的资源，我们正在搞一个课题，就是首都地区科普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我们调查北京地区有多少科普资源，另外我们的受众、我们的青少年、农民、社区居民、领导干部需要什么科普资源，我们怎么加强这个工作，我们以前做了很多工作，我相信我们学习实践之后，有了更多的调研体会之后，可能会做得更好。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说，金融危机会不会影响中关村的发展？

纪世瀛：我们已经做了比较多的研究和调查。11月30号要召开一个全球创业型经济论坛，其中有一个题目就叫做坚持科学发展观，应对华尔街风暴，打造中关村模式，发展创业型经济。金融风暴对于中关村的影响，对于民营科技的影响肯定是有，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不管是出口的企业，还是外向型企业，还是有外国订单的产品，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我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谈了一个说法，就是风暴造成的危害很大，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造成的危害更大，就是恐慌。

纪世瀛：就是消费者失去信心，企业家失去信心，甚至于一些总统要宣布国家倒闭。已经有的国家宣布破产。所以这种恐慌，包括一些实际的影响，都会给民营科技的发展和中关村的发展造成一些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影响最大的不应该是中关村这样的模式，对于民营科技的影响、民营企业的影响很大，但是民营高科技产业的影响，相对来说，比普通的民营企业的影响要稍微好一点。

纪世瀛：因为它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依靠的资源都不像民营企业那么紧密。相对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化危机为战机。实际上，这次金融风暴对全世界都是一个考验。疾风知劲草，这次真正看到在大风大浪中，方显出中国的英雄本色。中关村一定是站在应对华尔街风暴里面最坚强的中流砥柱中的一块很重要的基石。

纪世瀛：所以我相信，中关村会受影响，但是中关村受的影响不至于太大；另一个，真正要解决、防范、抵御、化解或者说制造一个未来的我的中关村的村民、我的小兄弟，真正要抵御，避免将来的金融风暴或者经济危机，好好地打造中关村的模式，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中关村未来的村民就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为什么说中关村的模式能够抵御和防范将来的风暴？就是因为它的增 长方式不是靠消耗大量的能源。中关村创造了九千个亿的收入，用了多少煤？用了多少钢？造成了多少污染？使用了多少劳动力？你一算就知道，普通一个省市要创造九千到一万亿的GDP，消耗的能源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产业结构是什么？是以高科技产业结构为主，是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和现代的高科技产业。

纪世瀛：另外创业精神和全体的创业人员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拖不垮打不烂的精神，在风暴面前不是垂头丧气，我今天看到的中关村还是斗志昂扬的中关村，还是走在创新最前线的中关村。所以我非常感谢中关村向未来村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中关村人，包括全国的民营高科技产业大军的每一个战士，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要建立信心，应对华尔街风暴。实际上美国人花了自己的钱，还花了他姥姥的钱，把他外祖母的钱都花了，甚至是不相识的外乡人的钱都花了，他制造的不是经济泡沫，他制造的是一个经济黑洞，让我们来填，我们不能来填。我们走自己的路。我听了胡锦涛在高峰论坛上讲的话，我非常佩服中央的决策，那真是大国风度。稳坐钓鱼台的中流砥柱。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克服这个困难。

主持人：纪老师信心十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访谈只能到这儿，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二位老师继续给我们聊聊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道路，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来源：人民网-科技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