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企业家金秋聚首共话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

本报记者  郭涛摄影报道

“中关村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什么是中关村的财富、文化和精神？哪些东西真正要发扬光大，哪些需要扬弃或避免？希望我们能从文化层面加以研讨，进行系统提炼，为中关村的新腾飞贡献力量。”

１０月２５日，为纪念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３０周年，由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办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群体金秋联谊会在北京举行。在活动主持人、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科海总裁陈庆振的带动下，来自京海、科海、四通、海华、时代、康拓、清华紫光、大恒、希望、华讯等企业的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个官民同心、产学研共济和谐发展的创业年代。

集群效应书写中关村历史

“我觉得中关村现象的形成，靠的不是哪一个伟大的人物，关键在于中关村第一代创业群体敢于冲破旧体制。”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荣誉会长、京海集团董事长、陆洲高科技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洪德提出。

对此，一直深入中关村企业进行研究的北京民协执行常务副会长、四通集团原总裁朱希铎十分赞同。在他看来，“两通两海”是一个集群，是一个现象。“中关村这３０年，需要着重研究其集群效应。”朱希铎说，中关村很多企业的领导者都个性鲜明，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甚至有时还能看到很深的矛盾，但正是靠集群这一种共性，才能在经历风雨后依然凝聚在一起。通过研究，他发现这些企业家在“下海”前都有科技背景，他们有一种改革的冲动，敢于冲破旧体制的束缚，敢于放弃安逸的科研环境。他们怀着对事业的孜孜追求，看重的往往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产业振兴与民族自强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催生了中关村集群效应，书写了中关村辉煌的历史。

创新是一条主线，３０年来中关村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按照朱希铎的理解，第一个１０年是“产品创新的１０年”，无数像四通公司一样的企业，依靠打字机等电子产品创造出自己的历史，通过产品中附加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打造出企业的雏形；第二个１０年是“企业创新的１０年”，所有企业都进入成长期，“如何做大做强”成为共同的主题；最近的１０年是“产业创新的１０年”，依靠技术、人才、资本的联合支撑，同时讲究创新的规模，例如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关村“十百千工程”。产业创新支撑的技术体系应该建立在比较完整的研发投入体系上，同时还需要有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专门研究产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营中的瓶颈与技巧问题。

三股力量群体交互推动

“在谱写中关村改革与科技创业华章过程中有三股力量群体交互推动，这是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创新科技研究所所长彭树堂表示。

一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开拓者们，以百折不回的勇气，率先擂起民营科技的战鼓，打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炮。这个过程既是探索改革发端，逐步汇入主流的历史过程，也是记载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激流勇进，担负中华民族振兴伟大使命的过程，这些先行者引发了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知识报国”、“科技报国”的伟大创举，在积淀科学民主、领异标新的中关村沃土上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创业力量。今天，透过改革开放的的风云，回看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的实践过程，他们创造的中关村价值资源体系足以穿越历史时空，影响当代，庇荫后世，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是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创业年代，政府与创业者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奠定基业。北京市政府及海淀区政府领导以他们的睿智和对改革开放的通悟，与创业者心相通、意相随，风雨同舟，他们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促进政府思维观念转变，为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显身手树功业搭建支持平台。

三是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理论及舆论群体，一方面不断研究、总结、升华创业实践，建树创业创新理论；另一方面，不断地宣传造势，为创业者与中关村创业鸣锣开道，争取政府支持、社会包容，帮助企业改善创业发展环境。

中关村精神代代传承

中关村科技创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教授感受十分深刻。他说，中关村现象是科技型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中关村不是政府“管”出来的，也不是“规划”出来的，走的是政府支持、市场主导的路，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老路。

“中关村现象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时代集团董事长彭伟民认为。

“中关村精神是值得思考的。”北京民协执行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清华紫光原总裁张本正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不怕失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从陈春先开始，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企业，顶着各种压力依然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计较个人得失。二是社会责任感。这些科技人员在国外看到中国与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差距而忧国忧民，尽管有些人创办的企业遭遇中途失败，但他们对后来者的激励作用不可抹煞，同样值得怀念与尊敬。

“清华大学是中关村精神的一个现实浓缩。清华大学的很多学生由于受到中关村精神的感染而创业，成为中关村精神的缔造者与继承者。”海华通讯公司总裁倪振伟举例说，“邓峰等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学子在校期间就受到了中关村创业思想的感召，他们从电子元器件销售起步，一步步成为今天中关村的杰出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制度的创新到技术和市场的结合再到产业的创新，是中关村整体的觉醒。”北京民协监事长、华讯集团总裁戴焕忠认为，中关村已经成为品牌，代表知识与科技的力量。

北京民协常务副会长、大恒集团总裁张家林特别提到中关村创业团体的团结互助，并由衷感谢中国民协和北京民协。

朱希铎认为，政府应该在现阶段规划好自己的角色定位，通过引导而不是主导来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与此同时，政府还需鼓励和引入中介机构来完善专业服务体系，帮助企业家突破自身创业文化的束缚继续前进。

王洪德、张本正及希望公司总裁周明陶等人建议组织一个正式的机构，抓紧时间邀请目前健在的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参与写一部真实可信、脉络清楚的中关村发展史，传承这种值得弘扬与继承的中关村精神。

被誉为“中关村创业第一人”的陈春先的夫人毕慰萱和儿子陈新宇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陈新宇说：“父亲作为一个科学家比较成功，但做企业还是没有扬长避短。”在他眼里，父亲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最可敬的。

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赵慕兰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启动园区志的写作，陆续拜访了一些中关村企业家。她认为，要把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的精神传承下去，不能只有“骨头”没有“血肉”，尽管材料非常有限，但她表示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记录下这段历史以飧后人。

于维栋：一个群体铺就的中关村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郭涛报道

从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赴中关村调查算起，２４年过去，许多往事都随着时光慢慢模糊，但那次为时两个月的调查却让于维栋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研究员的于维栋，作为联合调查组组长，曾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的诞生；如今仍担任着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一职的他，对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创业３０年来所形成的“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感受。

“３０年前，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春先为首的７名科技人员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成立的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回忆起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于维栋大体将其分为３个阶段：电子一条街（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和中关村科技园区（１９９８至今）。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已在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３日由国务院批准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于维栋看来，这３个阶段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发展的新道路。第一阶段主要是探索发展城市经济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的特点是“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为“四自”，企业更有活力，科技更有竞争力。第二阶段主要是探索一种发展城市工业经济的“园区”形式。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实践表明，这种形式已经取得成功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第三阶段是在“中关村”的概念突破园区的范围后，探索新兴产业集群和地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之路，也就是目前广大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仍在坚实迈进的创新之路。“总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这３０年走过的是一条城市经济发展的全新道路，这条路起步的时候没有小岗村走得那么顺利。”于维栋说。

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陈春先等人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之后，两年之内中关村没有再出现新的民营科技机构，服务部的账目一度被查封，人员受到审查。直到１９８３年１月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对陈春先事件作出指示，指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之后，中关村的民营科技企业才逐步发展起来。１９８３年年底王洪南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机房工程公司，１９８３年陈庆振成立了科海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倪振伟成立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彭伟民成立了时代新技术公司、柳传志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公司前身），金燕静成立了信通电脑技术公司……到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允许集体或个人建立科学技术或技术服务机构”，民营科技企业才得到中央文件的正式认可。

“可见，新路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而是要有一群人先走，之后又有许多人不断跟上，不断地走才能形成。”于维栋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造就一批又一批创新型企业，就要培育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关村能否诞生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能否诞生一批掌握世界前沿高端技术的企业，能否打造一批世界知名高科技的品牌，能否走出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在于主观愿望，而在于如何创造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经济基础条件具备了，一定的政策条件也有了，目前最缺乏的还是观念。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的良好氛围，还有待大力培育和提倡。于维栋建议，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如建立创新文化基金，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关村几代创业者的奋斗历程中，发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进行归纳、整理并加以传播。

“文化不是口号，文化就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于维栋认为，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就体现在中关村的创新者身上，应当从他们的创新实践中去挖掘、整理、传播，要培育和发扬这种创新精神。只有继续发扬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培育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充分发挥中关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锋带头作用，才会有更多的人为实现本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身体力行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彭树堂：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是宝贵的软实力资源

本报记者 郭涛报道

“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是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在３０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创新意识和传承发展理念的企业文化形态，是中关村宝贵的软实力资源。”在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创新科技研究所所长彭树堂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在３０年改革开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回顾由民营科技企业催发形成的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对年轻一代创业者意义重大。

“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激励一代人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勃发之时，中关村的知识分子最先受到这股时代大潮的激荡。正如创办京海计算机机房工程公司的王洪德所说，“我们是从忧国忧民走向科技报国的。我们从大院大所出来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创业，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为了中国人民能扬眉吐气。改革成功了，我们庆功；改革失败了，我们就是铺路石”。

“甘愿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铺路石，这是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的基石。”正如彭树堂所言，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等先后走出高楼深院，以民营科技探索改革。这种个人夙愿一旦与改革开放大潮相契合，就更激发了科技人员领异求新的创造性。改革开放给了陈春先一次难得的赴美国考察的机会，从事核聚变研究的陈春先本应该在他所谙熟的专业领域里继续钻研成为学界大家，但美国让他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专业技术，而是美国硅谷的技术扩散模式，这种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正是振兴中国经济所不可或缺的。于是，陈春先回到中关村创办了北京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

民营科技企业开拓者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回报社会的价值观是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的核心，是中关村创业３０年兴旺发达之所在，也是时下青年一代创业者最应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时，京海、科海、四通、信通、联想、时代……创业众星灿烂，到１９８６年年底，以１４８家民营科技企业组成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以科技人员创业为载体的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初步形成。

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与时俱进

“中关村科技创业文化是由特质企业和个性创业者的特殊魅力带动形成的，初期具有代表性的是陈春先、王洪德、陈庆振、柳传志、彭伟民、王小兰等一批民营科技企业的开拓者。”彭树堂举例陈述。

这些民营科技企业开拓者坚持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为原动力，进而在积淀科学民主、领异标新的中关村沃土上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创业力量。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在开启中关村创业先河的先锋队伍中，以陈春先、王洪德、柳传志、段永基、张家林、彭伟民等优秀知识分子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凭借个人魅力及百折不回的勇气，率先擂起民营科技的战鼓，带领创业团队将科技产品推向市场，打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炮。这个过程也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启始点。

上世纪９０年代创业的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远比第一代企业家幸运。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掀起现代思想解放新高潮，催发了中关村科技创业新高潮和第二代中关村企业家队伍的形成，王文京、刘迎建、郑福双、秦升益等一批中年创业者是其中的典型。由于与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际遇、发展环境、文化氛围有着很大不同，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一“下海”就果敢地选择创办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他们不但秉承了前辈们的创业理念，更深具洞悉、把握市场的眼光，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

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家，特别是在世界新经济浪潮中涌现出的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家，他们以互联网发展中的新经济创业拔得头筹，善于融合中西创业理念和文化相。同时，他们更年轻，更具有现代意识、风险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海归”，如邓中翰、严望佳、李彦宏等。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家以其兼收并蓄的汲取精神和开阔视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商业模式，带“泥土”移植，并结合本土特色“杂交”优势，进而创造了具有强烈中关村特色的企业发展模式。

创业实践催生区域创新文化

“中关村企业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在创业实践中不但带动了中国特色科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进步创新。”彭树堂认为，３０年来中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条块分割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同时也蕴含着着对区域创业文化的重大创新。伴随着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的茁壮成长，当年麦浪滚滚的海淀区如今已发展成为教、科、文、产并举，和谐发展的全国最大的创业创新文化区。

中关村在短短３０年中发展为产值逾万亿元，占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１８％的新兴产业集聚区，离不开创业文化与生俱来的五大功能：

一是激励功能。中关村科技企业的高效益来源于高效率，高效率又来源于员工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正是创业文化激励的结果。

二是导向功能。从价值取向上对企业发展目标加以引导和规范，并不断完善企业以及企业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如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梦、道”为文化理念，梦即成就事业、追求卓越，道即客户为先、诚信负责、团队协作、持续创新、结果导向。与这种独特的创业文化因果相承，用友也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软件公司。

三是凝聚功能。文化本身就具有同化、规范和融合的向心力，即让后进者得到感召和同化。高层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普通员工融合在一起，更利于为共同的目标打拼。

四是协调功能。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创业文化能够协调员工与员工、员工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使企业内部关系融洽，企业与社会和谐一致、融为一体，其精神实质是要促进企业自觉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创业文化同样具有振奋民族精神、净化社会风气的巨大作用，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是交流互动、和谐共存功能。企业间既是平等竞争的对手，又是相互联谊的朋友。在中关村，不论是创业者、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新闻界的朋友，均十分重视创业文化的交流。

“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创业文化中蕴涵着回报奉献的普世价值，这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珍贵财富。”彭树堂如此评价。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