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是大师在“撕”。此前围绕建不建大型对撞机，丘成桐和杨振宁各执一词。最近，围绕要不要产业政策，林毅夫和张维迎各不相让。这样的“撕”，群众是举双手欢迎的。当下充溢在公共空间的话题，蜚短流长太多，国之大事稍少。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立场向来泾渭分明，基本上代表了经济学家中的两极光谱：林毅夫强调大政府，张维迎强调大市场。林毅夫主张政府因势利导，张维迎主张市场自由至上。林毅夫说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政府干预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干预更失败。张维迎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会做得更好。他经常说的一个观点是，孔子不是政府资助出来的。

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经济学派，可以对全部经济现象做出一个不可辩驳的论断。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更是需要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在碎片化的信息中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现象，以及较为接近的本质。我们最有可能犯的错误就是盲人摸象。对于“林张之争”，我们的态度是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具体到产业政策，成功者有，比如高铁；失败者有，比如发改委就没预见到互联网的崛起。成败的几率，其实是个时间问题。高铁能够成功，是后发国家优势使然，人家河也过了，石头也摸了，产业的成本收益模式基本明了，有章可循。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萧规曹随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扬弃。这在传统工业领域尤为明显，而高铁虽属高精尖，但仍然问世数十年了。

将追赶的时间缩短，比如互联网，我们便可发现，民间和市场的反应可能还很迅速，但政府已力有不逮。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在于中国本土企业能够迅速对表大洋彼岸的商业模式，并使之最贴合中国国情。无论是门户、电商、搜索、社交、支付，还是智能手机和网约车，莫不如此。最终，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成长出世界级的巨头，不过国资寥寥，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还没制定出来，市场格局已定。

将追赶的时间拉平，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面对的都是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新兴产业，后发优势荡然无存，产业政策变得模糊且漏洞迭出，变成充满道德风险的补贴游戏。政府部门不掌握大数据，更容易被“劣币”欺骗。新能源车的产业政策如此，未来感更强的无人驾驶和人工智能恐怕更甚。

因此，中国越是发展，产业政策就越是鸡肋。这个时候，对产业最有嗅觉的是创新型企业，而非发改委和工信部。经济转型期间，产业政策已非政府擅长，并且已非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平、法治和讲信用的市场环境，厘清市场和权力的边界，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才是政府迫在眉睫的改革任务。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