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终选择退出，但安邦保险却曾以132亿美元“壕”气出手出价竞购“喜达屋”，而拉开了今年中国企业海外“血拼”的序幕。

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内地及香港并购趋势报告中显示，在过去的3个月里，中国的海外并购对比去年同期增长达到126.9%，创下了历史纪录，而高达1060亿美元的并购投资额也已逼近2015年全年交易总值1090亿美元。

在险资大手笔之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也于近日正式宣布，将通过公开要约收购瑞士农化和种子公司先正达。而先正达已发行股本金的总价值为430亿美元，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成为中国企业最大海外收购案。

那么，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屡创新高的原因有哪些？投资额的不断升高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对外投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未来风险的把控与监管又将何去何从？

屡创新高的背后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动作频频，金额也屡创新高。

2014年，安邦保险曾以19.5亿美元收购美国华尔道夫酒店创下酒店并购的最高价。紧随安邦其后，中国化工预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一旦成功则将创下新的历史纪录。

来自普华永道的报告中称，2015年中国企业的并购数量和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企业收购交易金额增长84%至7340亿美元，其中有114笔收购金额超过10亿美元。从数量和内容看，去年中国企业收购交易总数量上升37%。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郭凡礼在谈及2016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不断高涨的原因时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其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情况不容乐观，一些发达国家的优质资产出现低估，这为我国资本在海外寻求产品、科技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机会；其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空间巨大；其三，我国政府较为鼓励企业“走出去”，受到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中企也开始积极进行全球化发展；其四，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优质投资项目出现减少，也使得资本出现外溢。

而在这批出海大军中，险资无疑是“排头兵”。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经过两年的“沉睡”后，自2013年开始，险资逐渐“抬头”，并将目光主要锁定海外不动产市场。同年7月，平安以2.6亿英镑价格买下伦敦劳合社大楼；2014年10月，安邦保险连续买下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大楼和比利时FIDEA险企；同一年11月，阳光保险又买入悉尼喜来登酒店。

郭凡礼表示，我国对外投资的资本中，险资所占的比例较高。“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保监会对险资境外投资较为鼓励，2015年保监会发布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表示进一步扩大保险资产的国际配置空间，优化配置结构；另一方面，海外投资的投资收益较为可观，能够有效防范保险资金的运用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主任郭金龙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曾指出，从发达国家的保险资金运用来看，有一定比例用于全球配置。随着保险业发展，可运用资金规模扩大，一部分资金期限较长，需要进行长期的资产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要进行海外资产的配置。

渐入佳境

郭凡礼指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

“我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交通运输、电力、通信等产业直接投资较活跃，累计约116.6亿美元，同比增长80.2%，而对发达国家的TMT、不动产投资比例较高。”郭凡礼表示。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与投资，已经从单纯的资源型投资，向多通路复合型投资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中国的对外投资模式与结构已“渐入佳境”。

资料显示，今年前两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类型已经覆盖了国民经济20个行业大类中的18个。其中，投资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比去年同期增长5个，达到9个。相较传统的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住宿和餐饮业等高端行业的对外投资出现了更高速度的增长。

同时，受到“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政策的鼓励，相关地区的投资增长也明显加快。

商务部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为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2%，特别是今年3月，中国广核集团以23亿美元成功获得马来西亚埃德拉公司下属电力公司股权及新项目开发权，将“一带一路”相关5国13个清洁能源项目收入囊中，至此，中国广核集团海外的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达到884.3万千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肖鹞飞认为，全球制造业都处于稳定增长阶段，除技术性制造业投资外，制造业投资比例在全球来说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还具有很强的投资潜力。

尽管对外投资金额屡创新高，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已经比10年前扩大了十几倍，但毕竟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3.4%，不仅低于美国的24.4%，也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沈丹阳表示。

“同样，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处在起步阶段”，沈丹阳指出，2015年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金额是大幅度上升，但仅占全球境外并购金额的6.2%。

监管待进阶

风险隐患，这把投资“双刃剑”中的另一面，在海外投资项目中显得更为锋利。
郭凡礼指出，我国当前对外投资需要规避的风险除了常规的违约风险、法律风险等，还应当考虑到汇率风险，因此，资本需要针对这些风险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同时，由于各地投资环境和法律法规的不同，“水土不服”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软肋”。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投资所在地的政策环境变化，投资企业则不得不转变之前的投资思路，有些项目则会就此陷入亏损。

商务部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霍建国在撰文中曾指出，对于“走出去”的中企来说，提高并购后的企业整合能力才是关键。“在并购的历史案例总结中有一个著名的“柒零定律”，即70%的并购案难以达到预期目的，70%的不成功案例均源于整合失败。”

实际上，为防范险资境外投资的风险，保监会在去年就已发布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以进一步扩大保险资产的国际配置空间，优化配置结构，防范资金运用风险。”

但是，随着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国内的监管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

郭凡礼表示，我国当前对于海外投资的监管尚未完备，难以适应和支持我国资本对外投资的日益多元化。“一方面，海外投资实行事前核准，这不利于企业及时进行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存在重复核准监管，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多头监管使得行政低效。未来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应该降低事前核准门槛，加强事后监督，并调整对海外投资的监管部门，避免多头监管。”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