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展望2016年，中国外交必定会沿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继续前进，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战略影响力的外交强国。

本报记者 郭师绪报道

外交部长王毅表示，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积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续写新的篇章。

中欧翻开新篇章

“一带一路”把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中欧决定对接“一带一路”和欧洲投资计划。中英探讨“一带一路”与英国基础设施改造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德建立“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协调机制。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理事忻华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欧之间“一带一路”总体政策架构对接的思考和讨论比较多，具体项目合作的讨论就比较少一点。目前中欧之间的合作，呈现出两个特点。

忻华告诉记者，首先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比较有兴趣，西欧国家反应比较冷淡。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相比较对“一带一路”比较感兴趣，接触多，而且双方进行了一些具体项目的合作。但是，西欧国家相对来说反应就少很多。

其次，欧洲增长速度很慢。欧盟的“欧洲战略投资计划”，也称容克计划——未来五年之内，要在欧洲投资大概2160亿欧元，来刺激欧洲的经济发展。由于容克计划中的钱，欧盟只能提供一部分，此外大部分的钱都要私人投资或由欧盟成员国投资，欧盟非常希望把容克计划和“一带一路”对接起来，关于容克计划怎么和“一带一路”对接是欧盟现在最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

2015年中欧领导人密集互访，集中体现在双方同意要推进三大对接，即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的发展战略相对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相对接，中国-中东欧“16+1合作”与中欧整体合作相对接。双方正在探讨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打造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领域大大拓宽，具体合作成果纷纷落地。

忻华表示，2015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欧战略对话时，欧盟安全事务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首提将“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起来。此后至今，欧盟方面已经不下四五次重申了这一期待。

他指出，2016年，中国企业对欧洲基础设施投资还会进一步推动欧洲的铁路、公路、港口设施、大型桥梁、建筑工程，还有大型的电力，供电设备等产业。同时，基础的能源交通等相关的产业投资可能会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大型制造业，中资企业可能会比较感兴趣，进而注入较多资金。

2016年，中欧之间依旧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时机，忻华分析道，一是随着欧盟对“欧洲战略投资计划”的逐步推进，欧洲社会的工商界和政治决策者，即欧洲的精英阶层，会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对欧盟层面、中东欧这些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层面，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层面来说，都会比较欢迎中国投资，因此态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一些。二是欧盟方面战略投资计划里面有一部分是促进欧洲地区，特别是中东欧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因为欧盟层面在实施战略投营计划之前已经在运作“泛欧交通网计划”，“泛欧交通网计划”本身就是一个欧洲内部的互联互通的计划，随着泛欧交通网计划的实施，还有它的战略投资经营计划的实施，会有很多值得投资的机会。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风险同样不能忽视。忻华也提醒道，当地政府对中资企业管理和监管政策的变化以及当地法律规定的具体运作的风险，这两者是中国企业比较容易忽视的。

“欧洲各国规范外来投资的法律规定，各有不同，特别是针对外资参与当地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事务以及外资在当地投资设厂的规定较琐碎细密，而且往往会设置比较严格的有关劳工待遇与环保的规定，中国企业对欧洲国家当地的法律环境并不是非常清楚，在参加招标的过程当中，具体的运作程序上，可能有悖于当地的一些规定，或者中国方面一些企业可能缺乏法律运作的意识，往往更多的是与当地的行政机构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而不太注重借助对方国家比较成熟的规则，不按照当地的规定进行运作而遭遇阻力和压力。”忻华对记者说。

欧洲国家的社会多元化程度较高，当地舆论和社会各阶层的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制约力较强，因而政府政策的变化，很多时候可能是中资企业没有预料到的。在中东欧国家，当地民众对投资的反应是有争议的，这样的话舆论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当地的政府收紧接纳或者是管理中国对当地投资的政策，那么，当地的政策，具体的政治运作都可能会变化，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如何有效地规避这些风险，忻华指出，第一是中国企业要抛弃在国内运作形成的思维定式。第二是欧洲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社会各界对中资企业投资的反映是有差异的，更多的要注重所谓的这种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的手段。不光是注重地方政府层面或者是中央政府层面，更重要的是和社会各界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形成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环境。所以，中资企业过去不太注重公司形象构建，以及对社会和社会各界的公关，这是以后进入欧洲投资的时候需要加强的。

忻华告诉记者，2015年一些具体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肯定是有所增长的，但是增长的速度是有限的，因为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有些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案例，所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有限。在2016年会有进一步提升，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忻华表示，中国企业在欧洲是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的消费和其他经济的增长，发挥着比较积极良好的作用。

中亚探索新机制 扩展“大周边”

“一带一路”在欧亚地区率先取得显著进展。中俄作为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进一步协调各自发展战略，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合作对接联合声明。

在东北亚，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在东南亚，中国与印尼同意对接两国发展战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各国期待已久的泛亚铁路网建设迈开步伐。

在南亚，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合作，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

2015年，“一带一路”亚洲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为2016年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理念倡导者的角色，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来的，从实践上，又是一个主要推动者，包括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都是由中国政府来推动的，同时，中国又是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企业会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一系列合作来推动建设。

李向阳强调，“一带一路”是国际社会的协奏曲，不是中国的独奏，所以它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合作。首先是认同，其次是行动上的参与和合作，因为有些国家认为这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所以谈“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们是“等、靠、要”这种心理，这是一种误解。相应的需要这些国家在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来进行合作。中国一直倡导“一带一路”与沿途国家战略的对接，比如印尼的海上支点战略，俄罗斯在中亚组建欧亚经济共同体等。

“‘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重点仍然首先从亚洲开始，以‘一带一路’作为平台，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的全方位合作，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必然趋势。”李向阳表示。

李向阳告诉记者，中央2015年提出的六大经济走廊中，其中五个都是围绕着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一些经济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在2015年已经启动、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走廊也已经开始启动了，同时，除了这两大经济走廊，在未来一年里还会继续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与中亚的经济走廊。

很多人以为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认为“一带一路”只有大型国企，实际上这是与“一带一路”建设逻辑发展顺序有关，第一阶段必然是先有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参与的互联互通，因为这些企业原本在周边国家就有一些基础。另外，他们在这些基础设施领域，有自身的优势，所以在起步阶段，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短期内仍然是互联互通，同时，随着互联互通，逐渐取得成效，那么后续的产业园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就必然要跟上去。

“因为没有产业园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一带一路”可能就变成纯粹的交通联系。“一带一路”无法真正地惠及到沿途国家当地的民众，所以后续必须有大量的产业园区，这些产业园区建设，就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或中资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参与，因此，对于起步较早的经济走廊的建设，可能会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小企业投入会越来越多。”李向阳对记者说。

另外，李向阳也指出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四个层面的风险，第一个层面是投资本身风险，因为在不同国家，它们的风险主要来源不一样，有些国家可能是经济层面风险，投资以后，回报率是多少，它有没有足够的偿贷能力问题，这是所有投资都会有的；第二个是国家层面的外交和安全风险。比如说，某些国家的执政党更迭，引进外资政策，对华政策可能会出现调整，像以前出现的中国与缅甸的密松水电站叫停，以及去年缅甸国内的大选，原有的政党重新执政，新的外交政策，对华政策出现调整，这都属于文化交流的风险，包括去年中国在斯里兰卡，也受到一些投资他们的政党更迭的影响；第三是非传统安全层面的风险，像恐怖主义，尤其是像中亚，这些地区恐怖主义对推动经济走廊建设，会带来一些风险；第四是遇到“一带一路”区域外大国制约的风险，比如说，美国，日本，他们不属于“一带一路”成员，但是它们对未来的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会有一些制约或者干扰。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很多项目的投资都遇到了来自日本的竞争，当然良性的竞争是必要的，因为是一种健康的竞争，但在这种竞争的背后，像日资企业、政府专门针对中国，阻挠或者是竞争在亚洲合作，这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与沿途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机制化的合作，还需要不断的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要符合中国的利益所需又要符合沿途国家的诉求，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地探索，适合本地区或者是双边共同的机制化的安排。

据记者了解，2015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起步阶段，实施的总体的效果值得肯定，基本上可以用开局良好来形容。2016年，将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范围进一步扩大，六大经济走廊都会推进。面临的任务也非常艰巨，如何实现共赢的机制，还在探索。

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展望2016年，中国外交必定会沿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继续前进，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战略影响力的外交强国。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