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苹果开放了Apple Watch的预购。可穿戴设备与人类生活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据报道，苹果和谷歌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那就是：只有可穿戴设备可以把我们从手机中解放出来。

可穿戴设备只能解放双手

人们对智能手机的沉迷已经成了社会共性，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个现象或者说问题，也或多或少地看到了伴随而来的一些危害或者说弊端。但是，大部分人依旧低头成瘾，心甘情愿地被手机占用绝大部分人生，任由思维被这块小小屏幕上的纷繁信息分裂成无数琐屑的碎片。

造成这样的局面，苹果无疑“功不可没”。而如今，苹果宣称，将赋予自己的智能手表以使命，把人们从手机中拯救出来。

但是，恐怕它能够解放的，仅仅只是双手而已。

更专业地说，可穿戴设备的操作方式是对人机交互模式的一次变革，以往人机交互主要是通过键盘和屏幕的输入输出来进行的，即便是Siri的出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而可穿戴设备的重要特点不仅是携带方便，更是可以将人体的自然动作，如摇头、眨眼、手臂下垂以及语音都当作输入源，充分贴合人们的行为习惯。

表面上看，这当然可以减少人们盯着手机屏幕的时间。但是，它无法解放人们的意识。

在今年年初，《社会心理学》刊登了一篇学术报告，对手机“单纯存在且未使用”的情况下如何影响人们的复杂思维活动进行了研究。实验者被要求快速浏览一串数字并划掉相邻数字相加为某一特定值的数字（比如，划掉任意两个相邻数字相加得3的数字）。这项测试并不复杂。

不过，在开始任务前，一组人的手机被放到视线范围之外，而另一组实验者则将他们的手机放到自己面前的桌上。当然，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所有手机都没有响过。结果，后一组人的表现差了20%。

为什么一只从未响过的手机都会造成这样的明显差别或者说严重后果？可能的解释是：多年使用手机已经使我们惯于期待收到新信息了，即使不响，只要在我们的外围视线内，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干扰工作时的思维。

由此可见，想要靠智能手表来拯救“智能手机上瘾者”，恐怕只不过是苹果公司的美好愿望。甚至，如果“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一家以盈利为根本目的的企业，那么，这样的宣称也有可能不过是其为了更好、更深地绑架人们的需求而打出的幌子、设下的圈套。

技术上瘾堪比毒品

事实上，早就有学者忧心忡忡地将乔布斯给世界的东西称之为“毒苹果”，认为乔布斯的理念是“创造出一些小工具，我们原先不知道自己需要它们，等推出以后我们却发现自己离不开它们”。好像人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有在云端的大神乔布斯知道，他丢下一个iPad，于是芸芸众生就欢呼道：“这正是我们要的！”

笔者自身亦有感触。作为“第二种人”——不少“果粉”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即用苹果产品的人和不用苹果产品的人。在2015年“两会”报道期间，为了不落人后，我向朋友借了台苹果电脑使了半个月，原因只有一个：足够长的续航时间。不然，谁有时间在那样密集而紧张的采访间隙里去争夺仅有的一两个插座呢？而借来的这台电脑10个小时的使用时间的确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和底气。

但是，当我站在人民大会堂宏伟的东大厅里，放眼望去，上千名记者几乎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淡淡的荧光映照着一张张专注而急切的脸，手指在键盘上如飞跳跃，我却禁不住感慨：传媒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形态？假设大家都没有这样便捷的设备，都只能扎扎实实地采访，然后老老实实地回家写稿——固然会有一部分无法收看电视直播的百姓们要晚几个小时获得“两会”信息——但是这也不会影响国计民生啊。

只能说，为了追求“更快”，媒体人将自己和同行们都逼上了梁山，一个人先靠技术满足了“更快”的需要，其他人立刻就会跟上——这是一场现实版的“生死时速”，已经被绑上了炸弹，要么继续加速，要么死在路上，欲退无路。

而且，在前文所述的这位学者心中，“原先不需要，用过后却离不开”——具备此类特征的东西，他首先想到的是毒品。

如果真是从“不需要”到“被诱发出需要”并且“再也离不开”，那么称某些技术为毒品也不为过分。不过，如何定义“需要”呢？

科技临界点

4月8日，在包括《中国产经新闻》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参加的定福庄文化产业国际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发表公开演讲，提到了经济学中的重要规律：“欲望更替”——“人的欲望或者需求是分档次的，最低的需求也就是吃饱了不饿了，穿暖了不冷，这是最底层的，一直到自我表现，一直到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所有这些都是欲望在更替。”厉以宁说。

欲望更替是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科技进步的源动力。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技的发展可以毫无节制，不顾法律、道德与伦理。

耐人寻味的是，《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对下面这本书也甚是推崇：《科技想要什么》。该书作者凯文·凯利此前写过一本厚厚的、名头不小的书：《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从《科技想要什么》这样一个书名当中，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科技”似乎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自由意志的东西。它在最初是为了人类的需求而出现，服务于人类，技术的进步让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不一定都是好的变化。

但是如今，科技或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掌控，它似乎渐渐摸清了人们的心理，一边满足人类的需求，一边诱发出更多需求，而人类对于自身的主动需求与被激发的欲望往往很难分辨。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切可以“来钱”的事都让人想了个透、做了个遍。但资本增值的诱惑力有增无减，没有办法也要制造办法。因此，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之后，社会资本总会想方设法推出各种新东西“套住”消费者，让消费者不知不觉买单。这不是科技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科技为资本增值服务。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确实有些技术越过了“人类需求”这个临界点，并将人们套牢，那我们如何找到这个临界点？

对技术实行“拿来主义”

厉以宁在定福庄论坛上说，文化产业的最大红利是社会和谐，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要从“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方向来评价。其实，这同样适应于科技产业。

照猫画虎地说，科技产业的最大红利是生活便捷——这“便”与“捷”不仅仅体现在时间或者速度上，而且含有“心情愉悦”的深层意义；科技产品的社会效益要从“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个方向来评价。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科技的临界点，那就是：凡是能让个体的工作更方便、生活更舒适、心情更快乐的技术，就是在临界值之内。否则，就要谨慎对待。

换句话说，人们对于技术应当实行“拿来主义”，有选择地拿，为我所用地拿，不盲目追求创新的噱头，不让科技成为类似于宗教的存在。

回过头来说可穿戴设备，它在技术上的创新确实令人惊叹，但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究竟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自由快乐的助手，还是一场不动声色的绑架、更深更久的侵略，这取决于每个个体如何使用它。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