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7.7%的经济增速，低于8%的市场预期，说明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速度情结之后正向适度增长的区间靠拢。

好在近两年来，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民众都已开始逐渐接受经济增速可以低于8%这个所谓的“增长底线”，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当今中国最具符号意义的指标性城市率先将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放在施政第一位，在全国产生的示范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不过，就全国而言，“GDP唯上”、“投资依赖症”依然深深植根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增长理念中。正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3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及与此相关的“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是妨碍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阻力。从今年一季度的有关经济数据来看，投资依然是第一增长动力，20.9%的同比名义增长比上年全年加快0.3个百分点；而消费同比名义增长12.4%则较上年同期回落2.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创下较上年同期超过5%的下滑幅度。

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困难，既是过往发展模式负效应的逐步表达，也是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周期之前的常态性存在。当务之急是要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上述问题与困难。李克强总理日前再次强调，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既要对解决当前问题有针对性，更要为长远发展“垫底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话，其内在的经济政策含义是：各级各地政府必须承认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趋缓的事实，在促进经济战略转型是第一要务的情况下，新一轮增长动力的释放与挖掘，既有赖于在战略转型中以深层次改革释放增长新红利，更离不开基于新型发展理念的增长框架的确立与实施。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10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从政界、企业界到学术界，各方已达成了共识。而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最不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最为薄弱的国家，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埋下了不利的种子。另一方面，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和财富符号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譬如英国，去年的GDP为2.5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0%，若以规模来衡量，早已降为二流经济国家，但仅凭借全球第二金融大国这一项，英国就值得中国追赶好多年，更不用说英国人的社会福利安排远远胜于中国了。

还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技术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绝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简单扩大的，而应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很难想象，假如适应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迟迟不能到来，则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的1/12、单位GDP能耗却是美国3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8%哪怕是7%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时，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如今，在经济增长动力的不确定性日渐显现的情况下，惟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性技术进步上，着眼于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实现这种福利效应的全面有效覆盖，则可持续增长才有可能获得有源之水。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并且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凝聚隐含性知识的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即资本的积累）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所以，对中国来说，既要通过深层次改革使得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随着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进而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更要进一步加大对技术的投入，提高技术进步的产业化转换能力；密切跟踪全球技术变迁与分工发展趋势，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在参与全球分工过程中以原始创新技术求得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技术原动力。至于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并实现这种福利效应的全面有效覆盖，则是各级各地政府目前的头等大事。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