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歌华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副主任王昱东一语惊人：“《文物法》的第一条规定了我国地上、地下和领海中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这一条就决定了整部《文物法》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据国家海关总署缉私局透露，近年来，文物走私的规模从个人随身携带发展到集装箱夹带，流失的速度和数量十分可怕。如何堵住流失的巨大口子，让地下或出土文物通过正当形式变为合法，从而阻止大量文物低价流失到境外，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地下文物”浮出水面，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又将对文物保护提出什么样的要求？3月12日，国家文物界元老、相关专家和法律界人士聚会歌华大厦，就此问题展开争鸣。

档案化管理使文物由暗变明

“我在北京几个朋友家里看到他们收藏的文物竟然是来自同一个墓葬，可见国内的文物盗掘和销赃已猖獗到惊人地步。”日前，一位文化界人士痛心地谈起他在不同朋友家的罕见发现。文物从被盗掘到走私，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而且由于现在的地下文物交易见不得阳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低价流失到国外交易市场，中国流失的文物，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要完全斩断简直难上加难。虽然十多年来中国打击文物盗掘的力度一直在加大，但在外界看来，打击时松时紧，经常反弹。这一现实造成的恶果除了中国文物大量流失、国家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外，也造成了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一再降低，因为国际市场上大量充斥着文物，搅乱了市场价格。有例子显示，1993年，一个陕西省出土的西汉陶俑能在香港卖到8万港元以上，而前两年就跌到了不到5000港元。

对此，彭中天提出，建立文物产权交易所，以正治邪。变文物的“地下”交易为“地上”交易，用市场的手段堵住文物流失的堤坝。彭中天表示，从法律意义上讲，产权是国家的，但文物却在很多持宝人手上，产权和实际的控制权其实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造成的矛盾，一方面是管理无法到位，另一方面实际持宝人由于产权的困惑，在法律的威慑和利益的双重挤压下，文物便低价流失了，同时风险也传递了下去。

王昱东说：“文物产权交易所对文物保护阳光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文物交易等各个环节公众化，这就像上市企业必须对公众负责一样，你上了市，就必须保持阳光化操作。”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文物交易的规则就是潜规则，不保真假，也不明码标价。古玩行一般都是要价，买主问：“这个东西多少钱？”卖主答：“您老看着给个价。”卖主心里面有一个心理价位，买主给的价格超过了这个心理价位，双方就有可能成交，没有人给文物定价，文物市场也缺乏一个公开的交易平台。王昱东表示，本来指望拍卖公司变成公开交易的平台，但是我国的拍卖公司学行业内的潜规则学得非常快，导致拍卖公司迅速堕落为黑市。所以文物产权交易所应该被打造成一个公开、公正的交易平台，这是改变历史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文物法》造成了中国文物的地下交易，中国文物一直都是地下交易的。

彭中天说：“解决这个矛盾就一定要引入第三方，即对文物喜欢并且愿意掏钱的人，由他来买，这里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持宝人得到了应有的奖励，愿意出手；购买者也买到了有国家认可保障的东西；而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买的东西，就国家来讲，不知名持宝人手上的文物现在浮出水面了，愿意接受国家管理、愿意办理一些手续、愿意缴税，对国家来讲没有损失，在这个过程之中，一是规范了，二是得到了收益。解决了文物从暗到明的问题，将散落的文物登记造册，进行档案化管理，散落民间的文物进入国家的管理体系，问题就好解决了。”

文物产权交易化将“鼓励”盗墓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期间，是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两湖等地盗墓的疯狂时期，曾经有一天之内7个省上报出现大规模盗掘案件。内蒙古赤峰的辽国墓葬几乎荡然无存。1989年我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分管博物馆、文物安保工作时，曾会同公安部紧急召开电话会议，打击盗墓团伙。那时候通过水路走私的文物数量惊人。为躲避水上警察的盘查，走私者把文物装袋用绳系在船尾，在水里拖着走。要是没遇到警察便万事大吉，拖着文物一直进公海跟文物贩子交易。若远远地看见警察过来，便砍断绳子，文物沉入大海，船上再无半点痕迹。 中国地大物博，文物分布广泛，文物部门目前的确管理不过来。彭中天的构想是想把被盗掘文物引出来，这是个办法。但这个提议只是涉及非法文物的处理，可能面对的市场也不大。因为传世的文物，持有人可以选择卖给博物馆或者经由拍卖公司上拍。”马自树对文物交易所还持保留态度。马自树认为，文物买卖的渠道从过去的文物商店发展到现在的拍卖公司，已经很完备了。北京现在的100多家拍卖公司在2007年一年的交易额就达到50多亿元，虽然一般涉及不到出土文物，但这给其他交易平台剩下的空间也不多了。

“文物要委托给私人保管是非常危险的，这既不利于文物保护，也给文物产权交易提出一个难题。” 马自树指出。

针对建立文物产权交易所面对的文物保护范围的问题，王昱东说：“文物产权交易所让公众、非专业人士等参与了艺术品收藏。如果国宝回归，那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肯定是1亿人每人拿出1元钱买回来的，只要有这1亿人撑着，这件国宝就值1亿元，因为大家认可。当然，建立文物产权交易所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追索中国文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交易形式，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文物的收藏、交易中来，使他们的精神层面得到提升。” 谈到文物的保护，王昱东表示，能保护文物的人肯定不是因为爱国热情，首先他得知道文物是一个宝。过去很多文物被损坏，并不是因为损坏文物的人不爱国，而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宝，比如一个农民挖出一个瓷器，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破烂，就用来当鸡食盆了，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损坏。“你能说他不爱国吗？他只是不知道而已。所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的收藏、交易中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宝，更有利于文物的保护。”

刘世杰也表示，目前交易的渠道比较畅通，并不存在障碍，毕竟通过正规市场交易增加了交易者包括税收、交易市场收取的费用等各种成本，这种情况下交易者是否愿意拿到该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尚待研究。同时他直言，这样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加剧盗墓、哄抢文物等犯罪行为。“彭中天提出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同时颁布特赦令（主要内容为：只要按照特赦令的要求，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产权登记的作为主动献宝处理，并到国家指定的产权交易所经过市场定价后交易，成交后由国家奖励成交价的50％。对拒不执行者加大处罚力度并保留追诉权），以使该交易合法，我想国家不会这么做，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不应使非法获取、持有文物的非法持有者通过交易程序由‘黑’而‘洗白’，即便该文物为持有者拾得的漂流文物、发现的埋藏文物或者隐藏的文物也不应该通过奖励的方式支付奖金，因为该文物的所有权本来就不属于个人，而为国家所有，还要考虑全国人民是否接受的问题。”

文物有无必要“证券化”？

彭中天这样描述设想中的文物产权交易所的运作：“文物产权交易所能构建一个文物交易的合法平台，在保证文物产权属于国家的前提下，给主动献出文物的老百姓一定的奖励，确保文物的来源，再对文物定价后进行产权分割，分成若干份，然后再把这些分割后的产权进行交易。就像买股票一样炒文物，获利的同时也能加深人们对文物的艺术欣赏兴趣。而且在交易过程中实现这些分割产权的升值，国家能够有收益。”

谢新胜则提出质疑：由于文物的惟一性、收藏性决定了难以反复流通，产权交易模式想通过吸收股票、期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优势来进行文物交易恐怕难以实施。对于文物证券化必须考虑文物的特殊性，这需要进一步论证。

王昱东说：“文物产权交易所推动《文物法》向更合理的方向转变。《文物法》的第一条规定了我国地上、地下和领海中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这一条就决定了整部《文物法》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强调这一条也会出现问题，比如出土文物如果不是国家的，很可能被带到国外去。中国的《文物法》基本上只管住了博物馆和盗墓贼，对于文物市场的约束是一片空白。而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都是先有问题才颁布法律，除非秦始皇那样的天才，才能先颁布法律。”

关于藏宝的问题，王昱东认为把所有的文物集中到国字头的博物馆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这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相关的研究、展览和展示条件也未必尽善尽美。如果能够通过文物产权交易所，把更多老百姓吸引到爱艺术的行动中来，不管他是爱艺术本身还是爱艺术后面的钱，都是爱艺术，这样中国的艺术在国际上就会有地位。

“李逵斗李鬼”要使用高科技？

彭中天是江西人，为了研究文物产权交易制度下的保真工作，他曾多次到景德镇暗访，他发现，现在造假的“杂牌军”水平已经高得可怕。“一个博士带着几个硕士把造假当成项目攻关来做，从瓷器的重量、成色等方面与真品别无二致，早已把老鉴定专家闭门造车似的鉴别远远甩在身后了。”真假鉴定难免成为制度推行的一大难关，他认为，保真问题可以通过权威的中介机构来确认。“目前这方面也需要完善。文物鉴定的问题，我相信咱们有这么多的专家，除非都是伪专家，否则不可能说不出一个真假来。在专家少、市场大的现状下，集中市场、集中专家、集中鉴定尤为重要。另外在现有的基础上，要引进科学，文物造假这一块对于科技的应用高于了我们的文物鉴定，为什么我们不引用科技？”

（来源：北京商报）